1984年: 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命运的拐点(3)

　　开学的第一天，张越就找到学校，要求退学。教务主任很耐心：“这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而且你写了‘服从分配’的。退学可以，但4年内你不得参加高考。”她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很不情愿地做了多年教师。后来去电视台做主持人，则是另外一个偶然。

　　（三）

　　当时为了高考，很多学校特别是农村乡镇学校，都在遭受着“复习资料”的倾盆大雨。老师被“高考指挥棒”指挥得团团转。学生们捧来一本又一本“复习资料”，拿里边的这个题那个题来问老师，老师只得跟着陷入了题海的漩涡里，弄得晕头转向。

　　学生的这些“复习资料”从哪儿来的呢？除各省编的以外，多数来自北京。北京是首都，北京的“复习资料”自然带权威性。北京是一个区搞一套，而且一年比一年厚，甚至“附录”、“附录增辑”都是一本一本的。

　　虽然在1983年底，教育部针对1984年高考命题原则明确指出：命题范围不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试题内容的要求，不超过中学所用统编教材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作为信息比较闭塞的学校老师，对北京来的复习资料一直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迷信。北京一动，各地紧跟，多如牛毛的这种“辅导习题”让学生的书包已够沉重。有的老师在问：“要学生学课本，还是学复习资料？”

　　对此，在当年的高考前夕，1983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记者采访教育部负责人的文章，再次重申“今年高考命题不会超出基本要求”，以安抚教师、家长和广大考生。

　　这位负责同志说：凡是对中学教材基本的内容、技能学得扎实、学得灵活的考生，一般来说，可望在今年高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搞猜题押题，于事无补；热衷于各种各类参考资料和习题集的考生，将会感到失望。当前，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一些人和出版部门违反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教育部的规定，未经教育部门审定，随意出版、销售名目繁多的“习题集”，助长“题海战术”，干扰正常的教学工作，加重学生负担，把考生复习引偏方向。这种作法与旧社会的“书商”出版“升学指南”类似，即使在当时，亦为正直的教育家所反对，是不好的。

　　（四）

　　1983年全国有一百六十四万三千多名青年参加了高校招生的统考。由于考生比去年有所减少，而计划招生数却比去年增加四万多人（今年计划招生四十三万人），当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将比往年有较大的提高。当年的

　　自1984年开始，每年的高考定于7月的7、8、9三天。从此，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的时间固定下来。高考时间的稳定，对稳定中学教学秩序和规范招生考试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78年起,高考时间选在两个学期的中段——7月进行，由于忽视了科学管理和易操作性，也带来了很多弊端。首先，我国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7月炎热高温，容易导致考生发挥失常，影响考试结果。其次，我国大部分地区7月降雨频繁，极易造成误考、考卷失窃等，由此导致考试成本居高不下。此外还涉及到考试程序科学化问题。另外，由于第三批及以后批次的本科院校在结束招生工作后，往往就马上开学了，时间相当仓促。从2003年起,高考时间由以往的7月改为6月.这样可以减少高温和自然灾害对考生身心的影响，有利于考试的组织工作。

　　1984年，为尽量减少评卷者个人好恶和其它因素的干扰，进一步限制作文评分中因有随意性而造成过大误差，以便更准确地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新生，语文考卷中作文评分试行基准分与浮动分相结合的办法。这个作文评分标准规定，作文分数等级分为四类，每类确定一个基准分（四十五分、三十五分、二十五分、十五分以下），并在每一类中规定了加分或减分的条件和幅度，对分数作适当调整。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