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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财贸、政法等系统急需补充初级专业人员，经市政府批准，这批人从1983年高考落榜生中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各用人单位在了解考生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加试与本单位专业有关的科目，既有利于用人单位择优录用，又减轻了考生负担。2，200多名高考落榜生，被天津市财贸、政法等系统录用为的初级专业人员。 重庆市1983年有6，000多名考生在高考中落榜，其中2，000多人已被安排在高校走读。为了使更多的青年能系统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市政府根据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决定组织今年高考落选、但总分仍在300分以上的待业青年参加电大经济类专业的学习。 当然也有一些青年落榜后自谋出路，闯出一片天地。1983年7月下旬，在地处鄂西大山区的保康县马良镇上，参加高考落榜不落志的女青年孟庆翠和张义艾办起一所私人幼儿园。消息传开，受到小镇居民的欢迎，人们带着孩子纷纷报名，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开学第一个月，扣除购买幼儿玩具、图书、糖果、开水费用和房租以外，她俩每人还有25元的收入。 在当时，只有百分之几的高考录取率，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落榜不可避免。面对落榜，更多的青年没有消沉，没有嗟叹。有的选择复读，有的选择自学考试，边工作边学习，还有的不等不靠，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根据个人所长，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天无绝人之路”，西方也有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之路本来多得很，就看你走不走，看你怎么走。“榜上无名，脚下有路”，成为当时青年的时代最强音。 （四） 在当时，刚刚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家庭子女较多，生活并不十分富裕。这些进入大学的百姓家的孩子，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如何解决呢？ 裴秀芳，现为大学教师，1983年从运城农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对于当初的大学花费她感慨万千。她说，自己最大的一笔花销就是一件当时非常流行的军大衣，大概就是18块钱。 裴秀芳刚入学时，她家的经济来源全靠她父亲每月30元钱的工资，这对于供3个孩子上学的家庭来说相当困难，但裴秀芳回忆说四年的大学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我四年大学生活可能花了1300多元，这些钱全部是从家里拿的。”裴秀芳说，“虽然家里很困难，不过我个人没有感受到太大的经济压力。当时学校也不收什么学费、杂费、住宿费，只要有生活费就完全能完成学业，最重要的是学校还给生活补贴，师范类学生给的尤其多。1984年到1986年，每个月我能领到18元的补助，1987年能领24元，另外还有3元钱的困难补助，这些钱对于我来说支持一个月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据她介绍，第一个学期需要的钱最多，刚到学校什么也得准备，衣服等生活用品都得买，不过以后就好多了。 裴秀芳给算了一笔账，她有时候1毛钱就可以吃上一顿饭，不过一周可以吃上两到三次小炒，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当时小炒大概也就3到4毛钱，学校发的补助足够自己吃饭。这之外就是平时买一些衣服、生活用品以及书等，大概算下来每个学期需要从家里带200多元。由于平时比较节省，裴秀芳还攒下了一笔钱，供了自己一个学期的费用，那个学期除了13块6的车费，她没有向家里要钱。 裴秀芳每个月都计划得很周详，吃多少，怎么吃，她都心中有数。这样有计划的消费，让她四年没有体会过窘迫的生活。比如当时的肉沫粉条，食堂1毛钱一份，而且非常实惠，一勺子下去，给你盛满满一碗，对女生来说，一顿根本吃不了。于是她每次只买半份，也足够她吃了。 那个时候，对于大学生来说，惟一的电器就是收音机，不像现在的学生有笔记本、MP3、随身听，当时同学中只要有一个收音机会让别人羡慕得不得了。当时在大学里，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一个月能有40元的生活费，买个收音机不算什么大事情，而对于当时仅靠补助生活的裴秀芳来说，根本无法与人家相比，收音机就是个奢侈品。“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一个收音机，只有我是蹭别人用的。当时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家庭条件比较好，我就蹭她的，这一蹭就是四年。”裴秀芳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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