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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在应考青年中起过重要的教育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个口号又重新引导着广大考生正确对待升大学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引导青年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当时的报刊对这个口号的解释是:“一颗红心”,是指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两种准备”,一种是考上全日制大学;另一种,如果考不上,则坚持自学或业余学习。 为什么要“两种准备”?“一种准备(上全日制大学)岂不更好”?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经过全日制大学培养,那是很好的,但是,那只能在普及全日制大学之后。当全日制大学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所有要求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只能“两种准备”。大家知道,一个国家能招收多少人上全日制大学,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满足青年升学的要求,两年来,高等学校不断增加了招生数量。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两种准备”是全体考生面临的实际问题。 单纯从个人得失的角度看问题,“两种准备”的结局是截然相反的。但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它们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正因为大多数人没有上全日制大学,而从事工农业生产,才保证了少数人能够上全日制大学脱产学习。因此,从国家整体的利益出发,当前只能选拔少数人上全日制大学,多数人只能自学或业余学习。这两种途径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是统一的,即它们都可以使青年学得文化知识,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核心是学习目的问题。上大学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也不是目的,它们都只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两种准备”,必须、也完全可以在“一颗红心”上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青年的人生观在高考问题上的一个表现,而不单纯是考取与否的问题。所以,在高考中解决“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树立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无论考取与否,对一个青年的成长,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只有树立为四化献身的革命理想,才能鼓舞自己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攀登文化科学高峰;学得了文化科学知识以后,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自学成才”的语言文学工作者,名叫苏阿芒。他1954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是,他奋发自学,不同程度地掌握了21种外文,其中6种能看、听、写、说,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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