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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个特别顽劣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好好上过课，每次考试的时候，不管是期中还是期末，就把英达两个字一写就交上去了。当时流传的是什么白卷英雄，反师道尊严反潮流都是这些东西。 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我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在当时，高中只有两个学年，这意味着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来补上自己落下十年的课程。 我参加高考道理非常简单，我要上大学。在我们那个时代，如果不上大学的话，搞不好还要去插队，我们班同学就有去插队的，所以我们当时从插队去做农民，或者分配去某工厂当工人，从这样的命运当中逃脱出来的惟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吃再多的苦我也得考。 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要去学文科或者学艺术科就相当于自暴自弃的意思。我不是个自暴自弃的人，我是个很要强的人，我既然要考大学，那我就要学理科，我就要在最难的地方攻下这个堡垒。 那两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然后就开始读书，读到七点多钟去上学，然后在学校再读多少个小时的书，一直到晚上还在学校里自习，然后晚上自习完了回到家里，还要读到深夜，每天睡眠特别少。我其实是个特别特别能睡觉的人，我酷爱睡觉，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说特别能睡觉，他们管我叫“觉皇”。 缺少睡觉，我在那时候真的老在这种状态之中，但是在那种状态之中你还得去学那些对你来说曾经像天书一样的东西，并且掌握它，掌握得还得比别人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哪年哪年的考题，哪年哪年的模拟考试，哪年哪年的摸底测验，我们就钻头觅缝里去找这些东西。如果觉得有一本书人家考了，人家做过那题我们没见到，那肯定完了。我就记得当时骑着自行车，顶着大风到处去找这些所谓的篇子和卷子去做，反正对我来说，那是人生当中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 1979年7月7日，19岁的英达迈入了高考的考场。 我记得我们当时要填一个表，高考的证。我记得老师当时拿了一个证，大家都放到面前，老师说先不要着急填，这个证很珍贵，万一乱七八糟填错了，没有第二张给你。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大家把名字写上。底下有人就举手了，说老师那年龄怎么写？因为那年你想嘛，我们有的已经到了生日，有的没有，老师说就以高考那天为准，7月7日之前的生日的你就算19，7月7日以后的你就算18，我说老师老师，我是7月7号那天的怎么算？老师说别捣乱，当时我肯定是，因为我原来是很玩劣的学生，就在老师说话的时候，我要不接个下茬，逗个全班哄堂大笑，我都很难过，好像自己很失职，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样。所以我就，但那天没有，我心情也很紧张，我确实是7月7号出生的。7月7号高考的日子，一直伴随着我过去这20多年，一直到去年我非常遗憾地听说他们把高考的日子改到6月7号了，我对此仍然感到很气愤。 1979年高考揭榜后，英达的成绩优秀，这使他从众多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北京大学心理系录取。从北大毕业后，英达又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继续深造。 （三） 在考试中，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还是监考老师，对广大考生都是热情帮助，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 高考前，各地专门召开会议，力求把准备工作做早、做细、做好。商业、交通等部门热情支持统考工作，从各方面方便考生。高考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黄辛白、杨蕴玉等到北京市一些考场视察；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到考场看望考生和监考人员，了解考试情况，指导工作。 考试期间正值炎热暑夏，但因组织工作做得好，各地考场秩序井然；监考人员认真负责，热情关怀考生，有的还为考生洒水降温、送药送水、送湿毛巾擦汗等。北京市一百一十九中学考场的一个考生误到了六十四中学考场，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立即派汽车将考生送到一百一十九中，使他及时赶到考场参加了考试。教育部的主管部门昼夜有人值班，及时解决高考中的问题。湖北省秭归、黄陂因山洪暴发，有几十名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场，不能如期进行考试。教育部决定：对这批考生将用副题另择日期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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