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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不少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并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大学校园。也有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反映,他们在农业第一线坚持劳动,没有复习时间,又没有人辅导,甚至有的遭到歧视和压制,给他们报考高等学校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在1978年5月6日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 1978年的高校招生年招生对象、考试评卷以及招生办法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进。该年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后生)。二十六至三十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九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为了快出人才,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要积极举办专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年龄超过二十五周岁的考生;学制一般定为两年,有的专业根据需要也可定为三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脱产和半脱产学制在二年以上的在校学生,不能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在校高中学生,个别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确实能够跳级升大学的,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可以报考。应该上山下乡而不去的知识青年(包括户口已转农村而本人未去的)不能报考。因病留城和病退满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经县以上医院检查,确已痊愈的,才能报考。一九七八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拒不服从分配的,下一年不准报考。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以利于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中小学公办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 (三) “老三届”学生的特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经过政审。 当时,高校的专业分为绝密、机密、一般三种类型,考生必须接受严格的政审才能被相应的专业录取。由于对考生的政审要牵涉到其出身。教育部在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对政治审查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会议强调指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在1977级的大学录取中,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作法,伤害了考生积极报考、报效国家的积极性,也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 河南省郑州二中十五岁学生竺稼,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原被西安外语学院录取。因他的外祖父二十多年前被镇压,社会关系复杂,他到校之后,竟被退回郑州。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求领导上帮助解决。经过有关单位调查,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最后决定将竺稼收入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 “竺稼事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出身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197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一事件,并配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态度非常鲜明——《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文章指出:现在报考的青年,多数二十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敬爱的周总理说过,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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