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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生活的变化。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报道：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种选购衣料。在发型上，烫个“鸡窝”最时髦。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范思哲来到中国。 劳力士表，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的人的梦想，也是被伪造最多的品牌表。 当时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伟大的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若干年后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歌曲《艳粉街》里这样写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这一幕恰恰是七十年代末中国生活的生动写照。 虽然当时处于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票证时代”，但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在生活稳定以后，还是激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激情和冲动。 对于中国的教育而言，特别是长达十年对教育的巨大冲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远不是像烫个“鸡窝”头、穿上喇叭裤那样短期内旧貌换新颜的。 关于1977年的高考，有一个当时的考生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经典的“段子”。 据说1977年的高考，某省试卷上有一考题：简述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一考生答：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农业学大寨。 在1977年的中国，两个“凡是”仍有市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围绕“公社”的郑重其事的回答，纯属“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革命”名义下教育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当时考生的历史常识幼稚到了何种地步。 1977年的高考，虽然各省的命题都属常识性的，但由于十年动乱，考生成绩仍然低得十分惊人；城乡考生成绩的差别、知识分子和工农家庭出身的考生成绩的差别十分显著。由此引发了197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的一场激烈争论。 有人说：我们要吸取28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否定一切，也不能肯定一切。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还有人说：“有成份论”是党的阶级路线的前提，然后才是“不惟成份论”。毛主席说的“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也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毛”，工农是“皮”，不要招了几十万，得罪了几千万。 上述说法，好像是讨论文化考试与贯彻阶级路线、与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特别“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反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批评。 教育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一九七七年的招生，广开了才路，实行了统一考试，贯彻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刹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保证了新生的质量，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积极性，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同时，也带动了中小学的整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1977年招生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地方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还不够彻底；在政审中，有的单位还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不正之风的干扰，在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因此，教育部要求，1978年招生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批判“四人帮”，肃清流毒，解放思想。当前要着重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他们挥出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两根大棒，以及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分清是非，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招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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