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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延再延的会期，面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人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到，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 六天以后，也就是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１０月５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 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２０％至３０％。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４４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憾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四）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也带动了整个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事后回忆道：“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成为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的学生。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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