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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虽然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8月6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８月８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两个估计”，尖锐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１７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８月１３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三） “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 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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