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峰而言，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浪子之路走到了尽头。正月初八下午，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疲倦得一击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迷茫的房子里，我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那英与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里，高峰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这个问题静电一样触击着高峰，他说：“还没方向，真没方向。”曾经在“工体”南门开过一家涮肉馆，很快就关门了，仗义疏财的他不适合做天下任何一门生意；曾经也有当教练的念头闪过，但生性不羁的浪子只能为人友，不能为人师。我说：“你还可以去电视台评球。”但高峰自己否决了这个建议：“我只会踢球，不会说话。”

　　高峰这辈子生来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会干别的，所以，当金志扬听说高峰彻底歇了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捶胸顿足：“怎么真的就不干了呢？高峰没了，中国哪儿去找第二个高峰呢？”

　　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16.3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那英说：“怎么开心就怎么活，我只要我们家老高开心就行，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操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逼，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