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2日巴黎时间下午15时10分，我们的车经过塞纳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点燃一支香烟插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戴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出，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戴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潘超后悔的是，我、路东和他“横行欧洲的经历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将是中国记者最高采访能力跟踪的写照，可以作为新闻系的课外教材，一个让中国足记可以释然的情节：《图片报》《队报》的大牌记者们与中国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关托在寒风凛冽的塞纳河边守候了3个小时；有一天，《北荷兰日报》的摄制组在零下6摄氏度冰天雪地里把手指差点冻坏……在我和刘晓新的争论中，我们发现必须为“狗仔”正名。

　　刘晓新认为：“只要现实需要，我们就可以是狗仔”，我认为：“做一个狗仔，中国记者不一定合格”。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身体力行”，必须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掌握蛛丝马迹，他才有资格向公众发布信息。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编织情节，“意淫评论”的家伙，我回击是——你都没吃过葡萄，凭什么批评葡萄的味道？

　　作为专业足球记者，中国人不是做得太过，而是做得不够，拿到红包的次数永远与拿到新闻的次数成反比，“大腕是怎样炼成的”，现实需要中国足记像刺客一样对事件紧紧跟随。

　　“猪湾事件”、“越战最高机密”、“水门事件”一个个光荣的揭发离不开光荣的“狗仔”，记住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总编雷斯顿说的：“不揭开盖子，我将终身寝食不安。”

　　2002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狗，并越来越讨厌矫情的猫了——谨以此文献给可爱的戴安娜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