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的战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区灯火阑珊的一家桥头酒吧告诉我：“要是再有战争，我就是《足球》报第一个申请当战地记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激烈的工作状态，像电影《We Were Soldiers》一样，在硝烟中烧烤青春。
这部中文译名为《越战忠魂》的电影被大部分足记奉为教科书，是因为它对战争状态的极端体验——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可完成的任务，AK47有节奏的点射，“格林”机关枪大雨
倾盆的洗礼，有时可以精准射杀200米外“猫耳洞”里点烟的敌人，有时3天3夜都嗅不到对手的一丝狐臭，直到被一个加强营的北越士兵包围。战争对士兵的诱惑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反复绝望。 2002把我们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这一个故事的混乱性与重大性并存，每一次你都来不及反应，满脸迷彩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离枪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杯、留洋、选帅、“西安事件”……能经历这一年的战斗，等于读4年上海体院新闻系，多年以后，新闻史可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
“我们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与赵震、徐杰一并加盟《足球》后，姬宇阳这样总结这一年的记者经历。《足球》大部分记者都有士兵的潜质，有观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队的执着，在七大经典战役中布满他们的体味和思想。
告诉公众“事实背后的真相”，这是《纽约时报》的铁定法则，作为一张严肃报纸的严肃士兵，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入新闻事件躯体之内吸食养分，正如蚂蝗一样，客观来源于深入，真理来源于直接——绝非为现象编织解释。
当然，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和体育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鲍勃·迪伦的摇滚在轰鸣，“We Were Soldiers”！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被拿下前充满绝望，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不知道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怎样，只有一种希望支撑——熬到天明，总有直升机会载着我们回家，所幸，我们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