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叫“胡登辉”的青年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胡登辉是文革时代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速度比郝海东还要快，技术比郝海东还要好，因为打成“反革命”，所以在秋天一棵开始落叶的歪脖子树上终结生命。

　　胡登辉死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尸体，除了戚务生。中共党员和中国队队长的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就直奔“圆明园”去，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放上去，铁青着脸回到龙潭湖。

　　多年以后，当王立仁、蔺新江、徐根宝、王俊生这一辈提到戚务生那天的举动，都要高高竖起大拇指，说：“这人够义气！”

　　我曾经跟大戚探讨过他的腰，一个58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么笔直的腰很不容易，他说：“腰杆直了，好做人”。大戚的“板儿腰”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而比“板儿腰”出名的是他的人品。昨天和大戚媳妇刘学民聊起最近火得不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致的意见是，大戚很像“石光荣”，一个一根筋的人，一个不见得讨人喜欢却绝对值得尊重的够义气的人。

　　因为“够义气”，所以眼里不容沙子，围绕着区楚良和云南红塔的假球传闻是这个江湖公开的秘密，这让戚务生火得嘴唇都起了大泡，他总觉得“足球不该这么玩，就算玩也不能玩过了”。昨天和他那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哥们儿一起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发誓不看足球的他就忍不住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机，然后一通狂找终于找到了“云南二台”，二台正在直播红塔与力帆的比赛。

　　他不太习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指挥比赛，板直着腰很像一个固执守候地头的农民，“冲啊，冲，愣那儿干嘛”，“孙治你脚软什么”，“往里切，又不是黄花鱼溜什么边呀”，“阵型距离要保持，对，注意横向关系”，大戚是不可能离开红塔队的，像他这种踢了40多年球的人真退下来，会和退出军界的石光荣一样郁闷。

　　然而球还是输了，“红塔二连败”——最后两分钟萨乌的脚后跟进球让大戚居然崩出这句新闻标题式的话。一帮老哥们都不敢看他那著名的铁青色的脸，只说“喝酒，喝酒”。大戚最后端起盅子，一气就“咕咚咕咚”掉。第一次坐在家里看自己球队比赛的戚务生至少5分钟就念叨一句：“不行，这种作风不行，绝不行。”然后冲到楼上不知给谁大骂去了。

　　我向大戚述说了昨天在重庆采访区楚良的情形，小区很郁闷的样子，他指天发誓称自已没有打假球，并说一定要玩命拼下这场以证明自己。大戚静静地听着，竟静静地回忆起15年前他和区楚良的第一次交情，“那个小孩真好，漂亮的广东仔，全队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了，才19岁，扑了国家队多个必进之球，是我把他招进队里的，是我……”他说区楚良再高5厘米就是世界第一门将，他说小区的聪明完全可以是个好教练，然后又大口喝酒。

　　58岁的戚务生与34岁的区楚良都属猴，年维泗曾说：“大戚的腿，小区的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都有天赋，属于应该踢球的料，但江湖上的波诡云鹬最终让整整15年的交情出现可怕的细隙。这个时代的复杂就在于谁也无法绝对得知真相，在同一件事情上，人的辨别力是弱小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像戚务生和区楚良这两代人，对足球的标准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在这次风波中他们的生存态度是什么。

　　江湖说：这场球肯定被幕后庄家操纵了；江湖又说：这场球并不止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球员在猫腻。比“红塔假球”更可怕的是中国联赛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就在一场球一支队里会分出好几种势力在比赛进程中抗衡——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江和湖，江湖是一种无力自拔的漩流！当冲突出现时，我们看不到所谓江湖，而只能看到事件推出了“大戚”和“小区”作为事件形象代言人。

　　永远得不到真相，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已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两个曾经相濡以沫的师徒在这样一个混乱江湖中的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是江湖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区楚良对我说的是：足球对我意味着全部，我还想发展，还想当国家队教练；大戚说的是：足球对我也意味着全部，我要善始，也要善终。他俩说的是同一种理想，但他俩却永远不可能在同一种理想得到同一种现实，就像一枚硬币，它们都在江湖的桌面上旋转，但A和B永远聚不在一起，就像大戚和小区以后因为这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要么赌了，要么没赌；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非技术性”，这已不重要。在两座城市、两代人的两种答复之间，我看见一枚硬币在桌上疯狂旋转——一个腰杆笔直的像一杆标枪的人，一个是手指颀长得可以弹钢琴的人，一个曾为圈子里传为佳话的师徒关系，从此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