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的户外方式是野合，饮食的户外方式是野餐。以上两种勾当虽不能保证都是我们祖先的发明，然而中国古已有之。据《 墨子·非乐（ 上 ） 》，夏代的第一个君主夏后启（ 约公元前21世纪 ），就曾“野于饮食”。

　　“野于饮食”不是说夏后启吃得很狂野或者吃得很野路子，而是“饮食于野”之意。比较文化的野餐，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个情境中，野餐是踏青或春游活动的一部分， “成于乐”而“游于艺”，寓教于乐，寓乐于吃喝。然而春是肯定游了，东西吃了没有，则语焉不详，参照“饱唱饿念”的一般规律，既是“咏而归”，就权当是吃过了吧。

　　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文化同时吃喝证据最为确凿的野餐，自然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的“流觞曲水”了。这场野外的FB活动，有《 兰亭集序 》为证，白纸黑字，跑不掉的。

　　很显然，野餐这种不再以果腹为第一要义的饮食活动虽然意味着人类不再靠天吃饭，不过随之也带来了“看天吃饭”的新问题。除了军事强人夏后启（ 据说是徒兵和车兵协同作战法的首创者 ）的“野于饮食”因带有浓厚的军事训练色彩而无需看天吃饭之外（ 说不定天气越恶劣越爽 ），大部分非军事化、非狩猎化的古代野餐活动，即便未必都锁定于暮春时节，大概也总得等个好天。

　　至于后来我们在公园里参与或见到的那种野餐，虽不可否认传统的渊源，基本上是西化的结果。其典型情境，可参见《 追忆似水年华 》：“我们坐在岸边的菖蒲花丛中休息。在假日的天空，一朵闲云久久地徘徊。不时有一条闷得发慌的鲤鱼跃出水面，惴惴不安地透一口气。这正是野餐的时间。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久才回家；在草地上吃点水果、面包、巧克力，圣伊莱尔教堂的钟声沿着地平线悠悠传来，声音虽弱，却依然浑厚而铿锵；它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穿透一层层的空气，却没有与空气混合，一道道声波的连续的颤动给钟声四周留下一条条棱纹，掠过花朵时发出阵阵共鸣，一直到达我们的脚边。”

　　迹近于野合

　　在郊外或公园的草地上野餐，曾经是一种布尔乔亚生活的典型方式。

　　普鲁斯特的“读图版”，首选马内同一时代的作品“草地上的野餐”（La Colazione Sull’erba，原名“沐浴”，1863年）。草地上，确有若干普鲁斯特提到的“水果、面包”散见于画面左下角，不过最为触目惊心的并不是这些“野食”，也不是画面后方正在进行的浴足活动，而是作为主角的全裸白种女性。无论是站在卫道及卫浴的立场，与其说是野餐，却已迹近于野合，或曰野合后的野餐。

　　其实，饮食男女这两件事情，当初都是一种户外活动。在人类的穴居时代，连“户”都没有，“户外”和“室内”完全无从谈起。一旦从户外移至室内进行，便成了文明进步的标志。士别三日，当他们从室内搬回到户外时，已是今非昔比，则又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最起码仅就饮食这一部分而言。

　　然而，形式是变了，但就饮食的内容而言，野餐却大不如室内来得丰富和精彩。普鲁斯特记忆中“在斯万家那边”的野餐，不过“在草地上吃点水果、面包、巧克力”而已。冰心奶奶则这样描述她年轻时在威尔斯利大学的野餐生活：“一个星期日，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我带的是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和一瓶水……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轻时代，总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

　　与欧陆式的“水果、面包、巧克力”相比，“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以及随身携带此物的两名花季女学生虽然有失风雅，但足见醉翁和醉奶奶们之意并不在野餐，而在露天，在山水之间。而且，在野餐的名义之下，山水也有了中式和西式之分。

　　没有白吃的野餐

　　鉴于西式野餐多数都在午餐时间，与通常在室内进行的西式午餐相比，两者在内容上其实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连早餐和晚餐都以野餐方式进行，他的良民身份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怀疑。

　　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野餐，还是要看我们中国人的。正所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中式野餐虽说同样也是出于对“佳境”的追求，但是在解决了“怎么吃”的同时，“吃什么”照样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传统的中式野餐究竟可以劲爆到何种程度？据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称，时有一种流行的便携式野餐套装工具，主要部件包括提盒和提炉。提盒是一个迷你型碗橱，内放杯筷酒壶之类，上面分有数格，每格或置六碟，或四碟，盛果肴酒菜，可供六人之需。提炉形式如提盒，分上下两格。上层大盛炭备用，下层放一锅炉，可烹茶暖酒，旁有一锅，可煮粥供客。郊游野餐时，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座整体厨房。如此高端的硬体配置，其承载运行的“软体”之繁复、之精彩，大致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