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地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地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隔了七百年的岁月，我把“太平风物”和“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在这间纸上的农具展览馆里，正所谓感慨万端一言难尽。我希冀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之所以把小说称之为“展览”，是因为这本书不止需要读，更首先需要看。我必须事先声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

　 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村插队落户做过六年农民。那时候，公家发给每个知青五百八十块钱安置费，村里就用这笔钱给我们盖了知青宿舍，还给每个人配置了一套干活用的农具，镢，锨，锄，镰，斧，扁担，筐，包括收割时捆庄稼用的麻绳，冬天装粮食用的口袋，样样俱全。于是，六年的时间里就和这些农具朝夕相伴。用的时间一长，体会也就入微起来，镢把的粗细，锄钩弧度的大小，锨把的长短，扁担的厚薄，都和每个人的身体相对应，相磨合。渐渐地，就明白了什么样的农具才会得心应手，对使顺手的农具也就分外地爱惜。

　　初到一地，除了未曾见过的山川风物之外，首先遇到的就是方言，比如邸家河人把山上的树不叫树，叫“钵儿”，把一种专门用来收割玉米和灌木枝的镰刀叫做“苦镰”，驾上毛驴磨米面不叫推磨，叫“推喂子”，如此等等。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娃”闹不大清楚这些称呼的来历，也想不出来和“苦镰”“喂子”等等相对应的文字到底是哪一个，于是，就随便拉来一个发音相似的字瞎凑合，还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弄不懂的发音统统归结为是方言，归结为是穷乡僻壤的落后和固执。那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变成日后的小说素材，会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

　　1987年夏天，在《厚土》系列的创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一百二十个页码的小开本，定价人民币八角钱。随后，就带了这本书去我插队的邸家河村住了几天。那时候，我虽然在城里已经工作多年，但还是每年都回邸家河。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就在劳动之余看了这本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对于农具历史的讲述，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们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一些被农民用方言称呼的农具，原来被我一直认为是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被我认为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的所谓方言，竟然却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公输班做碨”这样的记录，公输班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复姓公输，名般，因为般、班同音，又因为是鲁国人，所以被后人称为鲁班。鲁班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工匠的祖师爷。鲁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一直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被楚国所灭。“磨”这种称谓，只是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被人称作“碨”，邸家河的方言竟然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直续“春秋”。那一刻，我真是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应当有这样一场和祖先的对话。后来，又因此而引出对《王祯农书》的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