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两个星期四之间，我脑子里想的净是安第斯山的雄鹰，铁拳拳击家马塞尔·杜诺，飞行员克里斯蒂安，却很少想到我的小伙伴拉伯雷和维尼。母亲到处收罗能还我童年的读物。她首先找到了《粉红小书》，这是童话月刊，然后逐渐搞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尼古拉斯·尼古尔贝》，《拉瓦雷德的五个苏》。儒勒·凡尔纳过于沉着冷静，我更喜欢保尔·迪瓦写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但赫哲勒丛书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我都非常喜欢。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多亏了这些魔盒——而不是夏多布里昂排列整齐的诗句——我初次领略了美。

　　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记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颊髯。美妙的小阿乌达脱颖而出，真的成了奇迹，令人赞叹不已。在这些五十厘米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的幸福。我认识的这个新世界乍一看好像比我熟悉的旧世界更令人不安，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抢劫，杀戮，血流成河。印第安人，印度人，莫希干人，霍屯督人劫持姑娘，捆绑姑娘的父亲，发誓要让他死在最残忍的折磨之下。这是十足的恶。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下一章，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勇敢的白人把野蛮人杀了个落花流水，割断捆绑那位父亲的绳索，终于使父亲与女儿拥抱团聚。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再说死的样子并不可怕：双臂成十字倒下，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圆窟窿；如果在枪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么，有罪过的人就“死在剑下”。

　　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的姿势，想像着刀光剑影，剑刺入胸膛，如同切入黄油，剑头从不法之徒的背部出来，他瘫倒在地上，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有时人死得离奇可笑，譬如《罗兰的教女》中的那个撒拉逊人。他骑着战马直冲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马上，骑士狠狠朝他脑袋正中砍了一马刀，活生生把他自上而下劈成两半。居斯塔夫·多雷的一幅插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场面。多么有趣啊!两个半拉躯体往两边分开，倒下去，在马镫周围构成两个半圆形，战马受惊，直立起来。有好几年，我一看到这幅木刻画，就情不自禁地笑得流眼泪。结果我悟出：敌人虽然可恨，但毕竟是无害的，因为敌人的阴谋计划总不能得逞。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我发现，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英雄们受奖赏，得到高官显爵，受到尊敬，获得金钱。由于他们英勇奋战，一片土地被征服了，一件艺术品从土著人手中骗来，运送到我们的博物馆里。姑娘热恋着救她性命的探险家，最后以有情人结为眷属告终。这些画报书籍培育了我内心深处的幻影：乐观主义。

　　这些读物我很长时间都是偷着看的。甚至用不着安娜—玛丽提醒，我心里就明白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此对外祖父闭口不提。即使我腐化堕落，放荡不羁，出没妓院，也不会忘记真正的我应该留在圣殿里。何必为一时误读一点不正经的书而惊动外祖父呢？但卡尔最后还是抓住了我，他对两位妇人大发雷霆。她们趁他喘息的片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我见到画报和探险小说，垂涎三尺，死皮赖脸要买，她们能拒绝吗？这个巧妙的谎言把我外祖父难住了。是我，是我一个人勾搭浓妆艳抹的淫荡女人，欺骗了“高龙巴”。我，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骨子里则下流至极。任他选择吧，要么我不再预言，要么他得尊重我的癖好，并且不要追根究底。夏尔·施韦泽，倘若是父亲，大概会点一把火将这些东西烧个精光。可他是外祖父，他只能好不伤心地宽大为怀，我也就知足了。我继续安静地过着双重生活，直至今日，从未间断过。我更愿意念《祸不单行》，而不乐意读维特根斯坦。

　　在我的空中孤岛上，我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但一旦把我置于庶民之中，我就一落千丈，降为最后一名。

　　外祖父决定让我到蒙田公立中学注册入学。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校长，并向他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智力大大超过了年龄。校长是个通情达理、有求必应的人。我直接上了八年级，心想这下可以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了。然而，事与愿违，经过第一次听写之后，我外祖父立即被校方找去。他回来的时候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胡乱涂写、墨迹斑斑的纸，往桌子上一扔，这便是我交的听写作业。校方请他注意看我的书写，仅“野兔喜欢百里香”一句，没有一个字写对的，因此校方竭力使他明白：我应该上十年级预备班。母亲看到我的“野兔”，禁不住大笑起来，外祖父狠狠瞪了她一眼才制止了她的笑声。于是他责怪我故意不肯好好写。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到他的训斥，然后他宣布人们低估了我，第二天他就让我退学，并跟校长闹翻了。

　　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失败并不使我伤心：我是神童，仅仅不会书写而已。再说，我对离群索居并不感到厌烦，更喜欢继续干我的坏事。我甚至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机会：外祖父请了一名巴黎小学教员给我私人授课，他几乎每天都来。外祖父专门给我买了一套小办公桌椅：一张木制的书桌和一张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李埃凡先生来回走着给我听写。他长得很像樊尚·阿里奥尔。外祖父说他是共济会会员。他以正派人接近鸡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忘了疼爱我：我想他把我看做学业上落后的孩子，其实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对谁说了我的坏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