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喜若狂：这些像在标本盒里的植物一样被晒干的声音，现在也属于我了。先前外祖父用目光使干枯的声音复活：他听得明白，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我也会听了，也会满口讲客套话了。我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人任凭我在书房里漂泊，我向人类的智慧发起了进攻，这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无数次听到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责骂犹太人不懂得大自然的含义和不会欣赏静谧的甜美。针对这种论调，我反驳道：“那么，我比犹太人还犹太人。”农民对幼年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只记得如何天真烂漫地淘气，而我所记忆的东西却跟他们大相
径庭。我没有扒过土，没有掏过窝，没有采集过植物，没有扔石头打过鸟。然而，书是我的鸟和窝，书是我的家畜和畜棚，书是我的乡间。书柜是一面镜子，把世界一并收入其间。它与世界一样无边无际，千姿百态，变幻莫测。 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冒险，为达到书柜的高处，得爬椅子、登桌子，大有引起山崩地裂把我埋没的危险。最高一格的书我一直够不着，有些书刚发现就被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还有些书跟我捉迷藏，我取出来刚念了个开头便放回原处，要一个星期方能重新找到，可见放错了地方。我看到了丑恶的东西，心里直发毛；打开一本画册，碰到一版彩色画，面目可憎的昆虫在我眼前麇集蠕动。我趴在地毯上，枯燥无味地浏览着封特奈尔、阿里斯托芬、拉伯雷的著作，文句硬邦邦的，我怎么也啃不动。于是我仔细观察，绕着圈子走，假装躲得远远的，然后突然出其不意，一个回马枪，攻其不备，但多半没有用，不懂的句子依然严守秘密。我成了拉佩鲁斯，麦哲伦，伐斯科·达伽马。我发现千奇百怪的“土著人”，如泰伦斯用亚历山大诗体写的剧本《Heautontimoroumenos》，又如在一本论比较文学的著作中出现的idiosyncrasie。尾音省略，交错配列法，典故以及无数其他像卡菲尔人般的难以捉摸和不可接近的词语不时出现在某页的某个角上。只要它们一出现，整段的意思就被搞得支离破碎。这些佶屈聱牙和晦涩难懂的词语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彻底弄明白：这是我记忆的腐殖土。
书柜里净是法国和德国的伟大经典著作，此外有一些语法书，几本著名的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之类，几本画册——一本鲁本斯画册，一本梵狄克画册，一本丢勒画册，一本伦勃朗画册——这些是外祖父的学生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可怜的小天地。好在《拉罗斯大词典》为我弥补了一切，我随手从写字台后面的书柜倒数第二格上取下一卷，A-Bello,Bello-Ch,Ci-D,Mele-Po,Pr-Z(这些音节的组合成了专有名词，划定着包罗万象的知识领域：有Ci-D区域，有Pr-Z区域，各自有各自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各自有各自的城市、大人物、战役等)；我吃力地把词典放到外祖父的写字垫板上，把它打开，一本正经地在里面掏鸟窝捉鸟，捕捉停在逼真的花上活灵活现的蝴蝶。书里人畜皆有，栩栩如生。版面是他们的躯体，正文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独特的精髓。我们一出家门遇见的则是轮廓模糊的草图，多少近乎原型，未臻完善：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我在书中认识宇宙，对天地万物进行了一番融会贯通，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倍加思索，但此后，依然感到宇宙可畏，我把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本知识和现实情况的偶然性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
日常生活是清高的：我们所交往的人老成持重，他们口齿伶俐，言不虚发，他们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原则上，便是以民族的智慧为依据。其实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不过是心灵上的一种矫饰主义，我却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他们一发话，我就心悦诚服。他们讲得既透彻又简洁，言之有理，不容置疑。他们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申述的理由是那么冗长可厌，不可能没有道理吧。他们自鸣得意地披露自己的良心问题，这并没有使我心绪不宁，反而对我颇有裨益，因为这种良心上的冲突是假的，事先早已解决好了的，而且总是千篇一律。他们的过错，一旦自己承认之后，便无足轻重了。因为操之过急，或一时气愤——尽管合情合理，但也许火气太大了一点——使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偏差，好在他们早已及时改正了。而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并且比较严重，但不是永远不可饶恕的。在我们家里从不讲别人的坏话，只是不胜伤心地指出别人性格上的缺陷。我聆听着，理解着，赞同着，感到他们的话使人放心。既然讲话的目的是使人放心，那么我讲的话也不会出错了。任何事情都不是无可救药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动；表面上的骚动徒劳无功，掩饰不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死气沉沉正是我们应守的本分。
我的客人告辞后，我自个儿留下来，从这平庸的墓地逃跑，到书里去寻找生活，寻找欢乐。只要打开一本书，我便再次发现书中的思想不合人情，令人担忧，其浮夸和深奥之处超过了我的理解力，行文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迅速之极，一页之内我得中断无数次，无奈任其逃之夭夭，我莫衷一是，已经晕头转向了。我亲眼目睹一些事情，要是问外祖父，他决计认为不可置信，书中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物出其不意地出现，相亲相爱，吵架闹翻，相互扼杀；幸存者忧伤成疾，最终一命呜呼，到九泉之下与他刚杀害的朋友或温柔的情妇会合去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也要像成人一样或指责，或祝贺，或宽恕吗？但这帮标新立异的人物一点儿也不想按我们的原则行事。他们的动机，即使写出来，我也不明白。布鲁图斯杀死他的儿子，马特奥·法尔科纳也这么干，可见这等事似乎相当普遍。不过在我周围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默东的时候，外祖父和舅舅爱弥尔闹翻了，我听见他们在花园里吵架，但看不出他想宰儿子。要不然他怎么会谴责杀婴之父呢？而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自己并未面临危险，因为我是孤儿嘛。这类大肆炫耀的凶杀案，我感到可乐。不过在故事的行文中我感到有一种啧啧称赞的味道，这使我莫名其妙。对贺拉斯，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朝他的画像上吐唾沫，瞧他那副德行，在画面上他头戴钢盔，手持光亮的宝剑，正在追赶可怜的卡米叶哩。卡尔有时哼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