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