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十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闻讯，对苏联的态度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变。与一九五二年相比，以同样风风火火、心急火燎、义无反顾的态度反戈一击，其激情、其怒火、其疯狂、其手段完全与四年前相同。结果当然也截然相反，立即遭到苏共法共强烈的谴责和辱骂。正式决裂开始于十一月九日，萨特居然在反共的《快报》发表正式声明：“我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我重申苏联人民没有责任，是苏联政府犯下了罪行。在我，此种罪行不仅仅是用坦克袭击布达佩斯，而且是十二年的恐怖和愚蠢所造成的。我声明，与目前仍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士，现在不可能，将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联系了。他们的每句话语、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是三十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萨特时年五十一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觉醒的人了，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文字生涯》第二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很快，他在《现代》发表洋洋数万言的政论，题为《斯大林的幽灵》。立刻受到右派媒体的欢迎，一向反对萨特的《法兰西晚报》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刊登详细摘要，并非常聪明地指出《斯大林的幽灵》是未完成的《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续篇。事实上萨特十二年来一直是带批判精神的法共同路人，关系时好时坏，离距时远时近。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与苏共法共的决裂，丝毫没有使他转向西方阵营，相反使他更靠近马克思主义。他痛惜苏共法共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而他则越来越赞赏马克思主义。萨特自以为他的存在主义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为此写下极其著名的《方法问题》(1957)，后来作为长序收入《辩证理性批判》(1960)。总之，通过《方法问题》他想论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并没有过时，而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写的“知”，非他莫属。然而，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停滞了，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已经解释不了人类现象所处的广度，而他却能解释，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边缘产生了他的存在主义。现在，他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从内部使马克思主义复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临时飞地。因为存在主义坚持启发性的方法，即客观的、发展的方法，适应人类的创造性。比如，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美国的社会学和欧洲的心理分析学来充实自己，以便能够从整体性上懂得个性，不至于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以上两方面的内容，很快由《辩证理性批判》详细地从哲学上做出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萨特每次遇到大麻烦，都会调整自己的哲学思想，突破精神危机，发表重大哲学著作，但定稿谈何容易。所以他总要把哲学思维难以表达的思想同时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次是先推出相应的文学创作，体裁仍是戏剧，题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场演出得到一致好评，媒体交口赞誉，评说是萨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许是最好的戏剧作品。所谓重要作品，是指内容具有里程碑性质，正如《隔离审讯》印证《存在与虚无》中“真诚作弊”的现象学诠释；又如《魔鬼与上帝》反映《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中所描绘的善与恶的辩证法，那么《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包含着《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系列相异性的哲学概念。剧中人物一个个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因为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完全的责任。

　　这次上演成功是萨特一生中内心深处感到最悲壮的时刻。赞扬声虽然使萨特感到一丝欣慰，但毕竟苦涩和无奈挥之不去。最使萨特高兴的是德国人的觉醒和集体忏悔意识。德国观众感谢萨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并通过萨特向法国人民感谢对德国人民的宽容和理解。萨特向德国观众和读者谈到集体犯罪观念和个体责任观念的关系时指出，忏悔是必要的，但弗朗茨没有因愧疚而自杀，而是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处，无益于任何人，再活下去毫无意义了才自杀。他鼓励青年人向前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萨特最早主张法德友好，是建立欧洲联盟的思想家。他的这番话顺理成章，顺势投缘。从此，萨特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始终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出，萨特与众多因匈牙利事件而退出法共的知识分子不同，非但没有消沉，反而越斗越猛。他与法共意识形态权威专家罗杰·加罗迪的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争论长达数年，互不让步，但只限于不同政见的理论辩论。加罗迪首先发难，在他一部论述现代主要思潮的专著中专门有一章批评存在主义，尤其针对《方法问题》，指出萨特面临两难境地，必须做出二者必择其一的决定：要么选择非理性主义信仰，要么在抛弃萨特存在主义的前提下再加入马克思主义。萨特予以反驳，发表公开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哲学》(1959)，简单重提《方法问题》的有关论点。后来两人有过多次不同形式的交锋，最后加罗迪向萨特建议：“我们选一个人物来解释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您的存在主义方法。”《境况种种》之十，第九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通过个例来证明谁对马克思主义更有贡献。萨特接受挑战，并立即建议写福楼拜，加罗迪同意了。萨特早就有计划要撰写《福楼拜》，后来基本完成，而加罗迪则没有实践诺言，不了了之。随着法共在政治上连连失败，加罗迪全部著作已成历史尘埃，连他的名字也被世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