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马香林们分了手，爷就答应着朝了我家走去了。

　　我家住在庄南的新街上。

　　新街到底是新街。新街是丁庄富裕后新规设的一条街。你家有钱了，要盖新房了，那你家就从庄里搬到新街上，依着政府的规设盖成两层楼。一亩地，上端是楼房，三面是围墙，楼房全都贴了白磁砖，围墙全是红机砖。磁砖一年四季都散着白味儿，机砖一年四季都散着红味儿。味儿一合碰，就成了红红白白、带着金色的硫磺味儿了。

　　一条街上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一年四季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一世界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我家就竖在这硫磺的味道里。硫磺的味道日日夜夜碰鼻子，撞耳朵，扎眼睛，可它招人心。庄里很多人家都生活在这硫磺的味道里。很多人家都想生活在这硫磺的味道里，所以都卖血。

　　所以都有热病了。

　　新街上统共住着二十几户人，二十几户人家的主人当年都是血头儿。血头儿挣钱多，所以就在新街盖了房。就都住在新街了。就有新街了。我爹当年是最早的血头儿，后来是最大的血头儿。是血王。所以我家住在新街的最中央，不是两层楼，而是三层楼。政府的规设是每家只能盖成两层楼，可我家却盖成了三层楼。

　　别的人家盖三层政府是要出面干涉的，可我家盖三层时没人管。

　　房也不是一开始就盖成三层的。它是别人家里都住着草房和土坯瓦房时，爹就盖纯砖纯

　　瓦了。

　　别人盖纯砖纯瓦时，爹就扒掉纯砖纯瓦盖成两层楼房了。别人要盖两层楼房时，他就又加一层成了三层了。别人要加一层或直接盖成三层时，政府就出面干涉了，说县里的样板庄都是二层楼，不是三层楼。

　　我家是三层。三层比二层高一层。

　　在我们家的院落里，和那楼房不般不配的是那洋楼院里有猪窝和鸡窝，楼檐下还有鸽子窝。盖楼时，爹是完全瞄着东京的洋楼样式盖下的，楼屋的地上铺了粉白、淡红的大磁砖，院落地上铺了一米一个方格的水泥地。把千百年来露天厕所用的蹲坑改成了屋里的坐器儿，可我爹、我娘坐着那器儿，坐死也拉不出来屎，只好又在楼后的露天地里挖了蹲坑儿。

　　楼屋的洗漱间里有一台洗衣机，可我娘就爱端着洗衣盆儿到那院里用手洗。

　　这样儿，那坐器儿就成摆设了。

　　洗衣机也成摆设了。

　　有冰箱，冰箱也成摆设了。

　　饭屋、饭桌都成摆设了。

　　我爷到我家里时，一家人正关着大门在院里吃夜饭。白蒸馍，大米汤，粉丝萝卜炖白菜。白菜叶上漂的辣椒红得和撕碎的年画样。爹娘们坐在小凳上，院中央摆了一张小桌子，一家人围着小桌吃夜饭，我爷敲了门。我妹开门后，娘就给我爷端上了汤，摆下了凳，可正要吃饭时，我爷拿着筷子直盯盯地看着爹，像冷冷看着一个不相识的人。

　　我爹也冷着看我爷，像看一个不相识的人。

　　到末了，我爹说：“爹，你吃呀。”

　　我爷说：“老大，我想来想去得给你说件事。”

　　我爹说：“不用说，你吃吧。”

　　我爷说：“不说我吃不下，夜里也睡不着。”

　　我爹把手里的碗放在了饭桌上，把筷子放到碗上边，瞟了我爷一眼道：“你说吧。”

　　我爷说：“我今儿去上边开了一个会。”

　　“是不是说热病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是这世上的新绝症？”我爹说：“爹，吃饭吧，这些你不说我也知道了。庄里三分之二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得了热病的人不知道。得了热病的知道他们也装着不知道。”然后，我爹又瞟了一眼爷，一脸的冷漠和不屑，像学生瞟着老师手里拿的他早就会做的卷子样。末了后，爹就端起碗，拿起筷，自管自地吃起来。

　　我爷算老师，其实是在学校敲了一辈子钟，直到今年过了六十周岁依然还敲钟。有时也替生病有事的老师管管孩娃们，教半天一年级语文上的课：“上中下，左和右。”把粉笔字写得和碗一样大。

　　我爹也是被我爷教过的，可他现在不像先前敬着老师样敬着我爷了。我爷从爹的眼里看出这些不敬了。爷看我爹自管自地端着碗，吃着饭，就把自己的饭碗轻轻磕在了饭桌上。

　　终于说：“老大，我不说让你到全庄人面前去死了，可你总得到全庄人面前磕个头。”

　　我爹瞪着爷：“我凭啥？”

　　“你是血头儿。”

　　“这新街上住的都是血头儿。”

　　“他们都是跟着你学的。他们谁也没有你挣的血钱多。”

　　爹把碗又一次猛地撂在饭桌上，碗里的汤溅出来落在桌面上；把筷子扔在饭桌上，筷子滚下来落在地面上。

　　“爹，”我爹瞪着我爷说：“从今后你再提让我在丁庄磕头的事，那你就不是我爹啦，你也别想着让我给你养老送终的事。”

　　爷就木在那，筷子僵在手里边，轻声地说：“算你爹求你行不行？求你去给庄人跪下磕个头你都不愿吗？”

　　我爹大声说：“爹，你走吧。你再多说一句你就真的不是我爹了。”

　　我爷说：“辉，也就是磕个头，磕个头事情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