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我也像高亢学习着忙碌起来，因为Emily开始针对我了。鉴于我和韦丹的关系，因为怕我们联手造反，她的策略是在一段时间内拉拢一个，打压另一个，现在轮到我被打压。上司挑手下人的差错通常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由她安排的。现在她第一个检查我交上去的作业，像做针线活一样，一寸寸地挑里面的毛病。然后把我叫到她位子上，骂一通难听的话。其库存之丰富，完全可以编写一本词典。

　　有些人是手机不离身，还有人离不开信用卡。我只要往写字台前一坐，就一定要看到我的纸镇。它是个椭圆的玻璃球，里面装着小巧的古堡和塔楼。只要轻轻一晃，亮片便落在风景上，像漫天飞舞的樱花。整个玻璃球都闪闪发光。这是我6岁的时候，爸爸去海德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带回来的。

　　我和高亢约好星期天下午一起去健身房锻炼。中午我去他家找他，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我只好打他电话，高亢这才跑出来开门。他身上裹着被子，脸颊通红。

　　“对不起啊，睡得太熟了。没听到声音。”他咕咕哝哝道歉。

　　“怎么那么不对劲，不是发烧了吧？”

　　我说着就摸他的额头，额头滚烫。一量体温，38.5度。

　　病是累出来的。高亢现在一周上班6天，每天工作14小时。前些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头昏眼花一跤摔下去，额头碰在洗手池上，还算好只擦破点皮。

　　“我就说让你别那么拼命，再烧下去脑子也烧坏了。”我一边帮他穿衣服一边埋怨。

　　“不拼命哪来钱结婚。”他低声道。

　　我立刻被高亢的崇高使命感动，乖乖扮作小媳妇陪他去了医院。

　　半小时后，我孤身一人出现在医院里。我告诉医生我是被传染的，把高亢用过药的名称告诉她。输液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家属陪伴。我给高亢发了短信，告诉他我病了，在医院吊盐水，让他一开完会就来接我，但一直没见回音。我再打过去，他手机关机了，我打去家里没人接。再打去公司，是个小女孩接的，说高亢很忙，在赶一个文案。

　　500毫升才吊了一半我就想去洗手间，一个人举着瓶子去了。这家医院的设施较好，墙壁上有挂盐水瓶的钩子。可我用完了站起来的时候，血一下子倒抽进管子里。我吓得差点哭出来。

　　直到我吊完盐水，高亢也没有出现过。

　　我走到小区外面，好容易等到一辆空的出租车，刚要上去。背后有人叫我。

　　“彤彤。”是妈妈的声音。

　　所有的牛皮吹破，我像个作弊的小学生被当场抓获，下不来台。

　　“高亢人呢？这几天你都这样一个人去医院的？”妈妈面如关公眼如铜铃。

　　“他工作太忙了，每天干到半夜。而且前两天刚病过……”

　　“这种圈子里的男人最靠不住，你这次生病就很说明问题。”妈妈道。

　　“高亢现在已经不写电视剧了。”

　　“那他还能干什么？”

　　“姨妈给你介绍了多好的人，你全看不上。到底你看上高亢什么？妈妈不同意你们结婚！”

　　德国总部的股东大会并没有作出明确决定，是将手机部门关闭、出售还是找别的合作伙伴，像索尼和爱立信、阿尔卡特和TCL那样建立合资公司。总部做出的决定是根据业务表现和市场潜力，对全球各区域进行打分，分出A、B、C三个等级，分别予以保留、进行整顿、出售或关闭。中国区的分数为B。

　　股东大会的另一项决议是宣布Klaus Kleinfeld接替Von Pierer成为我们新的CEO。这位新CEO素来以雷厉风行、擅长整顿不良业务而著称。2001年，他被任命为纽约西门子首席运营官，当时美国分公司的亏损为5.53亿美元。2002年分公司恢复盈利；2003年，盈利达5.61亿美元。他一上任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美国分公司的100个大部门按业绩划分成绿、红两个等级，其中24个部门获得红灯。它们面临两种命运：改善或关闭。两年后，亮红灯的部门减少到3个，更有1万个员工从员工名册消失。谁都不知道新掌门上任后会如何力挽狂澜处置手机部门。

　　股东大会的召开并没有粉碎外界的谣言，不时传来哪家供应商会收购我们业务的消息。但每次消息一出，对方便迫不及待地出来辟谣，表示无意收购。我们仿佛一个烫手的山芋，所有绯闻买家都一律避之不及。

　　“你最近是不是又没性生活了？”陈翎问我。

　　我发觉她真是火眼金睛的性学专家，应该周末找个性门诊坐堂才对。我跟高亢已经有些日子没见面了，我觉得自己还没过门便相当于做了寡妇。

　　可是我说，“我们快结婚了，高亢正在拼命赚钱买房子，谁让现在房价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