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我去餐厅吃饭。我要了客馄饨，排在我后面的德国人也要了一客。服务生端了一碗馄饨出来，却先给了他，我火了。

　　上一次和陈翎去襄阳路买东西，我想买个昆虫的纸镇送人。看到一个摊上有，就问老板多少钱，他理也不理我，还在一个劲和两个日本人讨价还价，对方只不过要买个几块钱的钥匙圈。有些中国人就喜欢做外国人的生意，不管对方砍起价来是不是更狠，好像自己的东西被老外买走便很光荣，真是丢中国人的脸。

　　“是我先叫的。”我决定不再姑息这个犯贱的服务生。

　　“你比他先到，但是是他先叫的。”服务生理直气壮地看着我。

　　我正准备喊他的经理来，这时候我后面的老外用英语对贱人说，这是她点的，你应该给她。

　　我心里一乐，这就叫马屁拍到马脚上。

　　我回头看那个德国人，觉得有点眼熟。

　　“我可能需要一个刻度碗来吃馄饨。”他对我眨眨眼。

　　我立刻想起来，他就是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在茶水间碰到的那个用刻度杯喝中药的家伙。

　　“你怎么不在北京？”我问他。

　　“我们的项目转来上海了。”他回头指了指角落里正在用餐的几个德国人。

　　我们总裁Von Pierer 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恐龙化石，他说过，西门子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只恐龙，多年前的恐龙随环境进化而灭绝了，但西门子绝不做恐龙。除了受经济形势和战争的影响有过几次回落外，在公司的150年历史中，发展一直比较平稳。谨慎的融资政策和不断的研发创新，使它避免了公司成长中的大起大落甚至灭顶之灾。在1958年世界销售额前100强的企业，到1994年只有32个企业还存在。

　　2004年快到了，公司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Annual dinner，这是我进入独资公司后参加的第一个新年聚会。西门子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化公司，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通信、医疗等14个业务集团的全球员工总数达到44万，而在中国就有近3万人。晚上，上海公司的同事们像虫卵一样，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司仪介绍了今年的业绩，我们在《财富》500强里排名第21，取得订单额313亿元。西门子还计划投资10亿人民币在北京望京建造123米高的西门子总部大楼。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崇高的员工自豪感。

　　Buffet开始了，我端着盘子去夹吃的。食物中西合璧，看上去还不错，我盛了几块熏三文鱼。这时候身边有人跟我打招呼，我转头去看，原来又是那个德国刻度杯。

　　“你也来啦。”我说。

　　“我叫Werner。”他和我握手。

　　“和我们的创始人一样。”我说。

　　“对啊，我沾了他的光。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么？我爸爸以前就是为西门子服务的，我叫Werner, 我一个弟弟叫Wilhelm，另一个叫Carl。”

　　Wilhelm和Carl都是西门子的弟弟，这家做爹妈的真不动脑筋。不过话说回来，做名人真好，不仅可以流芳百世，连名字也被人用来用去。我小时候也梦想过做名人，整天上电视，走在路上都有人献花。长大以后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做的，能活成现在这样就不错了。

　　我磨刀不误砍柴功，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往盘子里夹东西，不一会儿盘子就装满了。回头一看他盘子还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好像连说话都跟喝中药一样专心。

　　“我喜欢上海，生活很舒服。北京也很美，但是风沙太大了，我冬天在街上说话，满嘴都会是沙子。”Werner说。

　　我发现他说的每一个德文发音都清清楚楚的，很好听。德国的方言像中国一样多，如果一个巴伐利亚人和一个萨克森人交谈，那他们还需要找个翻译，就像北京人遇到广东人。我喜欢跟德语讲得标准、优美的人交谈。

　　“我们周末去酒吧喝酒，你愿意参加么？”他问我。

　　我当然想参加，我需要找块德国进口的磨刀石磨我的德语。

　　“你的分机多少？我到时候通知你。”他说。

　　我把号码告诉他，就回座位吃东西了。他这才开始往盘子里装吃的。

　　“跟我说说saiwengshima的故事吧。”Werner看着我。

　　他说的好像是拼音，可我没听懂。

　　“就是塞先生、他的马和儿子的故事。”他又念了一遍拼音。

　　我总算明白他说的是塞翁失马，德国人好像对我们的成语故事很感兴趣。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日后去德国读书，打工的最好就是做中文家教，每次外带讲一则成语故事，什么一日三秋、一箭双雕、一毛不拔，听着有趣时间过得快，还能展示我们泱泱中国文化。可惜我的德国梦只能下辈子继续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