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这个题材写个电视剧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向大家传递艾滋病的知识，来共同关心弱势群体，有社会意义。”他说。

　　“会不会太说教了？”我问他。

　　“故事编得好就不会。我不想零敲碎打地帮别人写那些破玩意儿了，把自己的概念稀释了，像撒胡椒粉一样撒进人家的戏里替别人做嫁衣。我需要一样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他激动地说。

　　高亢是个行动派，目标一确定就大刀阔斧地实施。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在网上找资料。他在google上搜索“艾滋病”，把数以千万的链接一一打开，将有用的信息全部贴到自己的资料库里。没几天已经找了十几万字的资料了，我建议他不如先出本书叫《“防艾”指南》。

　　SARS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顷刻间席卷全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到昨天为止，感染人数已达1485人，其中中国内地感染806人。虽然上海的疫情控制较好，但连篇累牍的SARS报道还是弄得人心惶惶，无论谁打个喷嚏，都会惹来厌恶的目光。

　　公司派了两个保安，一到上班时间就雄纠纠地站在大门口，用枪式温度计对着每人额头就是一枪，体温正常的才可以进去工作。走廊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洗手间里大家排队洗手，好几个同事桌上都放各种版本的抗毒冲剂。方亚洲在香港出差，用DHL寄了一大包N95口罩回来。街上几乎人口一罩，据说这是避免感染SARS的有效途径。到了这时候没有人埋怨戴口罩憋闷了，活命要紧。

　　我和高亢减少了约会的次数，他那边心无旁骛地在找资料，我这里又被妈妈看得很紧，连去家门口的小超市买包牛奶都要戴好口罩快去快回，一到家还得换衣洗手，弄得我都懒得出门。

　　如此草木皆兵，也不见周围有谁中标，我正打起韦丹手里那张美容卡的脑筋，却接到她的电话，说方亚洲可能感染了。

　　香港是疫区，方亚洲出差回来以后就采取“自我隔离”，在家工作，生怕成为传播SARS的“罪人”。两天前，他开始头疼、咳嗽，今天甚至发烧了，而且体温高于38度。

　　“你陪他去医院检查了么？”我在电话里问韦丹。

　　“他不让我陪，自己也不肯去，说现在医院里都挤满了发烧的病人，谁知道哪个有SARS，健康人去了反而被传染。”韦丹急得快哭了。

　　“那也不能不去看啊，我看到报上说，万一拖延治疗，肺会变得像纤维一样，还会呼吸衰竭的。你再好好劝劝他。”我说。

　　我挂了电话，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方亚洲病了。

　　“这个韦丹怎么那么倒霉？”妈妈自言自语道。自从董少逸出事以后，她的结论也做了即时更新，不再说“韦丹命真好”，或是“韦丹真有本事了。”

　　在这个人人对SARS惟恐避之不及的关头，韦丹像个逆向而行的白衣天使，惜别家人奔赴前线，照顾病中的方亚洲。担心自己被传染后再传染给家人，韦丹索性暂时搬入方亚洲的豪宅。她的理由是：WHO定义的感染者的死亡率为3.5%，死亡率取决于病人得到的意料救护程度。所以她的照顾对病人意义重大。

　　因为怕牵连韦丹，方亚洲去了一家外籍医院拍了X光胸透，没发现肺部病变。但SARS的潜伏期要一周，他只能回家继续观察。

　　我身边尽是不怕死的人，周末本来想跟高亢好好亲热的，他却请了朋友来家里吃晚饭。那家伙是个长得像《指环王》里的精灵王子美少年，高高瘦瘦的，应该是某部电视剧里的小明星。

　　吃饭的时候美少年不停地咳嗽，剧烈的程度仿佛是要将内脏一并咳出来。我心里发毛，这个人别是SARS患者，怎么不像方亚洲一样自我隔离呢？太没公德心了。专家说SARS的病原体是通过近距离的飞沫传染的，我恨不能立刻从包里翻出N95跟高亢一起戴上。

　　高亢好像浑然不觉，还跟他有说有笑的。他们在聊足球，那人喜欢意大利队。

　　“我最讨厌中国的媒体，只要德国赢球，他们就说对手实力不强。可是意大利输球，不管输给谁，他们又说意大利状态不好。”高亢生气地道。

　　美少年并不分辩，而是像女人一样笑眯眯地推了高亢一把，我立刻明白了，他是个Gay。这年头不帅的人都没资格做Gay。

　　美少年又聊了一会儿才走，走前和高亢约好第二天下午在新客站碰头。

　　“你们明天坐火车去哪儿啊？”我一边洗碗，一边问高亢。

　　他没听到，拿了块抹布去擦桌子了。高亢讨厌洗碗，我讨厌做饭。所以我们的分工是他做饭我洗碗，双方都觉得自己捡了便宜。

　　我洗完碗去沙发上陪高亢看体育新闻，我突然觉得有点冷，把身体靠近他。

　　高亢顿了一顿，道：“我本来不想说的，免得给你增加思想负担。可我说好什么都不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