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也被裁了，可他很快找到工作，两星期以后就能上班。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观望还在为面试疲于奔命的昔日同事们。

　　“听说Nancy离过婚呢，真没看出来，我以为她年纪比你还小。”他有一次主动和我搭话。

　　“是么？”我假装不知情。好啊，让丑闻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每一张桌子吧，是她自找的。

　　“你还不知道？听说她差一点都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啦。”Tony故作神秘地道。

　　我突然一阵恶心，我不相信Nancy自己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他，难道是Jeffery？这年头男人怎么都像家庭妇女一样唧唧歪歪，也不怕烂舌头。

　　这时姨妈打来电话，问我和妈妈最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她说那为什么今天一说到你，你妈妈就伤心地哭？彤彤，旁观者清，你妈一切都为了你，她一个工人把你带大不容易，你要有良心，别让她担心。我的脑子“嗡”地一下，这些话又来了。我像背单词一样，背着这些语录进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我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没有父亲，我做任何事之前都必须先想一想，妈妈会怎么想？我成了优等生，但是没有男朋友。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我这个铁打的崇德派却留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撇下妈妈我要有良心。Nancy不过还套房子，我欠妈妈的如果量化成银行贷款，一定是笔天文数字，它们像枷锁捆绑我，使我寸步难行。

　　我去韦丹办公室晃了一圈，挑了几本最新的时尚杂志。市场部负责新产品的推广，包括在媒体上投放广告，每个月总会有各种印刷精美的杂志寄过来。我叫了快递，按高亢上次留给我的地址让他把杂志送过去。

　　晚上我接到高亢的电话，他已经把杂志看完了，做了不少笔记。

　　“如果想认识老外，你会去哪里？”他问我。

　　我首先想到朋友聚会或是老外专去的一些网站，不过去酒吧可能更直接一些。酒吧里经常会有打扮妖娆的女孩子独自或结伴坐在角落，我猜她们是想认识老外的。

　　“能说说你们公司的德国人么？”他问我。

　　“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有个笑话说大学生在德国做了个试验。马路边有两个并排电话亭，他们分别在门上贴上“男”“女”两个字。结果来打电话的男的都走进了男电话亭，不一会儿人满为患，排起了长长的队；可女电话亭门口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又来了打电话的男人，直接走进女电话亭打电话。原来他是法国人，而老老实实排队的，都是德国人。”

　　高亢大笑。

　　“是真的，德国人太守规矩了。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如果看到红灯会一直等。可是等来等去绿灯还没跳出来，原来是灯坏了。”

　　“你会德语么？”他突然问。

　　“Ja, natuerlich.”我用德语回答。

　　他哼了两句歌，是德文。旋律挺容易上口，不过我没听过。

　　“是我们队的队歌。”他解释。

　　我突然想起一个去慕尼黑的同学前两天寄了张Udo Lin-denberg的CD给我，还没拆过。

　　“你等我一下。”

　　我把唱片找出来放上，伤感的旋律立刻充满整个屋子：

　　你怎么能这么离去

　　到那陌生的彼岸

　　迈上去向无名岛的旅途

　　带上小小的行李箱

　　踏上了永久的方向

　　无尽遥远的浩瀚太平洋某处

　　提起了电话拨着旧号码

　　明知无法接通

　　可谁又能明了

　　无名的街道

　　不再耸立的家园

　　如今你就在遥远

　　伴着不落的群星

　　歌曲很美，我像做了Massage一样浑身舒服。我喜欢听德语歌，可能是爱屋及乌吧，虽然德国人自己都不喜欢，看他们的排行榜上全是英语。

　　“你那么喜欢德国，怎么不出国呢？”他问我。

　　“快了，我已经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了。现在惟一就缺钱，最近有抢银行的机会通知一下兄弟。”我得意洋洋地说。兄弟总算也有机会跟人说我要出国了。

　　“没问题，那我写完这个剧本岂不是不用给你看了嘛。”我的耳朵一定出了问题，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惆怅。

　　“那不行。我们说好的。你什么时候写完？”

　　“希望下星期吧，到时候我约你。”

　　“哎，你的剧本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怎样嫁个老外》。”他说。

　　高亢说话不急不缓，注意措辞。他的声音很好听，有种韧性。我发现每个人的嗓音从电话里听上去都不太一样。其实还是同一个嗓子，可能见起面来，注意力被视觉分散了，照顾不到耳朵。听说有些敏感的人会为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而坠入爱河。如果我是盲人，或许嗓音会成为我评判外在美的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