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无法回避。神性感动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文字向着这一维度敞开，表面的狂放强悍，自然难以障碍心底的降卑微和顺服。

　　5、写作经济学

　　安妮文字的强悍与狂放，首先意味着敢于舍弃。安妮舍弃了多少陈词滥调？这只要把她和随便哪个叫得震天响的“严肃文学作者”稍加比较，就可以大致明白。

　　她不会为了迎合体制性的文学潮流而刻意“完善”自己，比如她那经常不讲道理的断句方式。一连串的句号表明的不只是随意，也是勇敢。倘没有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作为实底，文字的畅达或故事的连续性就不可原谅。那只是多余和造作。宁可选择断裂与破损。把笔大胆地交给偶然，而将熟悉的所谓必然逻辑弃置一旁，用断裂和破损的形式，直接说出邂逅偶然的感触，这，几乎可以说是安妮屡试不爽的一点写作诀窍。

　　她没有太多因袭的重担，没有俯仰鼻息的胆怯和投机，所以她轻易拆毁了别人辛苦持守的无谓的界限。这是需要一点张爱玲所谓“双手推开生死路”的蛮横之气的。

　　以往她竭力回避完整的叙述（《清醒纪》最后一节写父母的“他她”或许是个例外），《莲花》的叙述则相对比较充分——但还是尽量简化了。她不想通过榨取故事纯粹形式或传奇意味上的可能性来产生意义，而喜欢在常常雷同的简单故事框架中，寻索那寄存于故事中，却不被剧中人所拥有，只能相信来自神秘大能者零星闪现的吉光片羽。

　　这样一路轻快的抒写，是采撷，也是舍弃。也许更多地舍弃了那不值得采撷的东西。写实派的巨细无遗的模拟，或先锋苦吟派绞尽脑汁的悬想，都丢弃了。她的文字更急迫，更紧张，更直接，也更有解放的活力与直指本心的诚意。但是，因为大胆的舍弃，外观上反而很轻松。

　　在这方面，几乎看不出她有任何“当代文学传统”的继承，除非你说，人的基本诉说欲望和聪明的规避与挑选，也必有传统的前例可循。比如，当她断句最厉害的时候，容易使人想起古诗词的直接与俭省，但大概不能说，她乃是在唐诗宋词的意境中讨生活吧。

　　至于她的“思想”，就只能姑且说是无师自通了。人大概天生都是哲学家，只要他没学过哲学，或没有被滥调的文学所欺骗。

　　安妮的情与思严肃而富饶，故事却简单，文字也轻省。这种写作的经济学原则，也许要令写实派或苦吟派一同恼怒。

　　“直接说出来吧！”

　　这，乃是“轻易获得成功”的安妮给喜欢作茧自缚因而几乎成为躲在各种文学范式里面的“套中人”和“邯郸学步者”——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往往如此——一个最大的刺激。

　　迄今为止，有意义的写作竞赛似乎只在“严肃文学”、“纯文学”的一些“大师”之间展开。其实，这种竞赛所依据的规则和所能瞄准的目标，都太有限了。

　　6、领先和超越

　　“他人”，多数只出现于她的视野而非经历中。她经常把视野的涵盖等同于实际交往。“他人”的世界往往沦为目光与镜头收集之物。用这办法持守内心，并从内心出发，将着色板上已经调制好的颜料任意投射到所“邂逅”的人与物，这也许不够“公平”。

　　但文学从来不保证道德与认知的“公平”，虽然如果离开文学的偏激，我们想象中的“公平”将有更大的缺口。

　　从这一点看，安妮可能会领先自己一代——也许已经做到了——但超越很难。领先就意味着受限制，即被为你所引导的同代人所控制，就像田径比赛，跟在后面的人必定会给领跑者以压迫。只有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才能意识到同时代人的局限，从而走出来。躲在同时代人的精神蜗居里——哪怕有足以反抗俗流的坚硬外壳——也照样难得平安。

　　7、关于读者

　　在以往（比如“新时期”至90年代中期）的文学共同体中，读者原本不成问题。他们被设定为庞大的嗷嗷待哺的一群——庞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那时代的读者就是“人民”，因为据说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之后，就开始“为人民”。何至于此？因为文学分享了政治话语的权威。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作家继续与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共同体对话，但更多作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读者群是虚假的，他们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读者。

　　中国文学从此才走到自觉的关口。

　　寻找读者，就是作家们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对自己位置的认知往往和事实上拥有的读者不相称。自我期待是一个问题，读者更游移不定。对A陈述，你获得的听众可能是B。但作为最大公约数，读者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

　　安妮既非目前所谓严肃文学家（此概念极其暧昧），也非畅销书作者（此概念也很不清晰），但她的读者和上述两类作家都有交叉。读她书的人可能是追星族，可能是心智未稳的少年，也可能是趣味已经养成的“小资”，或者是声称绝对抗拒浅俗的“严肃文学读者”。但她心目中的“隐含读者”究竟是谁？现在似乎还说不准。

　　读者越来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们习惯于谨守某种人为的界线，即使出现有力量冲破界线的作者，也还是将他（她）归入现成的范畴，觉得这样才比较保险。但懒惰和因循终究与文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