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程明浩跟我去把我的车开回来，然后他就走了。

　　郑滢终于酒醒，喝完一大杯浓茶，一边揉太阳穴，一边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我，“昨天我怎么回来的？”

　　“我和程明浩一起把你弄回来的。”

　　“我都说了些什么？”

　　“你叽里咕噜，我们没听清楚，”我决定不告诉郑滢她发酒疯的样子，“不过，你把他车后座吐得稀里哗啦，他现在大概在搞卫生呢。”

　　“噢，对不起，你代我向他道歉，真不好意思。”郑滢突然客气起来，让我听了浑身不自在。我问她：“你不要紧吧？”

　　她摇摇头，翻身睡去。

　　快中午，她的手机响个不停，那个没种而皮厚的男人说想来看她，郑滢劈头把他臭骂一顿，扭捏半天，却还是把地址告诉了他。然后她起来洗脸刷牙梳头，拿冷毛巾把肿起的眼皮勉勉强强捂下去，扑上一点粉底，又躺到床上去。

　　杨远韬来了。我出去买菜，拎了大包小袋回来，满以为他应该已经把郑滢哄好，至少哄得差不多，结果却毫无进展：郑滢还赖在床上一言不发，没有起来的意思。走进浴室，我吓了一跳，杨某人蹲在地上，很卖力地洗盆里的脏裙子，身上系着我那条查理·布朗和史努比的围裙，神情肃穆得像瞻仰陵园。他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头来，挤出一个有点尴尬的微笑，随后认出了我，笑得加倍尴尬。

　　“我叫关璐，郑滢的朋友，跟她一个公司。”我干巴巴地自我介绍。杨远韬习惯性地伸出手来，发现上面满是肥皂泡，便又收了回去，“你好，我叫杨远韬。”他有一副低沉的嗓音，用时髦的话说叫做有“磁性”，配上宽肩阔背、浓眉大眼，在适当的环境下，可以把方圆若干米甚至若干里之内的“雌性”统统化成铁钉。

　　“我认识你。”

　　他有点讨好地把笑容放大一圈，“我记得，上次在公司里见过你。”他那副样子让我想到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捞到了一根稻草。我猜，郑滢刚才大概把他骂得够戗。

　　我到房间里看看郑滢，她拿被子捂着脑袋，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回到浴室，问杨远韬：“她怎么了？”

　　“她不舒服。你买了菜回来吧？放着，待会儿我来做饭。”他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留了下来。

　　我看他往裙子的污迹倒上洗衣液，然后翻过一面也倒上一点，仔仔细细地搓，终于忍不住，“不要洗了。”

　　他不说话。

　　“真的不要洗了。”

　　他可能觉得这是在将功赎罪，机不可失，头也不抬，闷声闷气地说：“不要紧。”

　　我觉得好笑，“我说不要洗了，是因为这条裙子是我的，而我比较喜欢自己洗衣服。”

　　他这才抬起头来，“噢，对不起。”他把衣服泡回去，换上一盆清水。

　　“裙子是我的，可上面都是她吐的，你怎么说？”那种感觉很奇怪，简直有点荒唐：在公司里，我都不够资格和他说话；而在这里，却对着一盆脏衣服居高临下质问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会给她一个说法。”

　　杨远韬和我一起做菜，身上的领导气质又回来了：肉丝切多细，姜放多少，水淀粉勾多厚，菜什么时候下锅，都是他说了算，尽管菜做出来后，我并没发现有太大了不起。但他去哄郑滢起来吃饭时，又像是一个做错事情、不知所措的小孩。我忽然明白了郑滢何以会对他难以割舍：一个在外人面前斩钉截铁、呼风唤雨的男人，偏偏在你面前放下身段，温顺听话，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杀伤力。

　　男人，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下一个周末，杨远韬请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饭，大约有“谢罪”的意思。他专门下厨，比较特别的是，他亲手做了一个提拉米苏蛋糕。

　　等他走了，郑滢把吃剩的小半个提拉米苏放进冰箱，兴奋地告诉我，“他说他准备离婚。”

　　那是杨远韬嘴里第一次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不是“和她好好谈一谈”，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想想办法”，而是干净利落、咯嘣松脆的“离婚”，第二声的“离”加上第一声的“婚”，什么人都一听就懂。他到底算是给了一个“说法”。

　　“上个星期六我在床上耗了半天，总算没白费。”郑滢很高兴，她觉得一场宿醉换这个结果很值得，不仅值得，简直是个里程碑。

　　当年李宗仁在台儿庄和日本人打的那一仗，固然是“大捷”，却也被称为“血战”：敌方溃不成军，尸横遍野；我军也是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但不管怎么说，胜仗总归是胜仗，即使付出很大代价，即使距离关东军扯白旗还有好一段距离。

　　临睡前，我给程明浩打电话，他在为一篇要拿去发表的文章核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