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杜政平在中国学生会的邮件列表上发广告卖东西，他果然要去纽约了。后来，我收到他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是一个链接，下面用大大的字写着“Goodbye关璐”。

　　我点进那个链接，是一首歌，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

　　在张信哲的歌当中，《且行且珍惜》大概是惟一一首不那么感伤的离别之歌。或许因此，他曾经为我点过这首歌；后来，我们在这首歌的陪同下开始了一段失败的恋情；现在，他又借这首歌来为我们之间画上句号。

　　我看看电脑上的日期，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国，是十二月二十日了。这一天，澳门回归祖国，而杜政平做了一个决定，要把他心里关于我的那一部分割舍掉。

　　我会后悔吗？

　　这一年寒假格外冷清，室友回国探亲去了，我蜷在沙发上看书、看电视、听音乐，百无聊赖。跑出去转转，空气干冷，树上的叶子掉光了，校园里难得看见个人，有一种急景凋年的感觉，冷风钻进鼻子，一路酸得眼睛都睁不开，于是又蜷回沙发上去，像一只刺猬。

　　郑滢打电话来说旧金山在下雨，一连下了几天。

　　她抱怨，“简直像在整个城市上空装了个淋浴喷头。”

　　我在想，旧金山下起雨来是什么样子呢？雨下完后，天上会有彩虹吗？

　　空调功率不足，我打开电炉，把手放在上面烘。我从箱子里找出一条长及脚踝的厚羊毛裙子，红黑格子，不是彻底的红也不是彻底的黑，茸茸地交织在一起。还是好几年前流行格子裙的时候和郑滢、张其馨一起去买的，不过只穿了一次，因为我个子矮，并不适合穿长裙。

　　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初何以一定要把这条明知不会穿出去的裙子带来美国：此刻，厚厚的绒毛轻轻软软地覆盖着我的腿脚。在这个没人看、没人理、也没人抱的冰冷冬日里，它慷慨地提供了一个怀抱，虚幻，却温暖。

　　钻进被子里，突然看见桌上的那一小瓶海盐。我把它打开，贪婪地嗅着它的清香，猛然想到，程明浩把这个小小的瓶子装进纸盒寄给我的时候，他心里是喜欢我的，只是他没说，我就不知道。他没说，并不等于他没有喜欢过我。我的心里泛起一种辛酸的甜蜜，或者说是甜蜜的辛酸。

　　至少，不完全是我的一厢情愿。有些东西，的的确确存在过。

　　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我以为又是郑滢——她现在大概也闷得慌，越来越喜欢煲电话粥。然而，话筒里传来的声音让我手一抖，把装海盐的瓶子打翻在被子上，五颜六色的小颗粒稀里哗啦滚得满床都是。

　　我急忙用脖子和肩膀夹住听筒，慌里慌张地想把那条支离破碎的彩虹收拾起来，仿佛他在那头能看见我刚刚闯了祸。

　　程明浩的声音听上去既远又近，“现在不会太晚吧？”

　　“不算晚。”

　　“你好吗？”

　　“嗯，还好。你呢？”

　　“我也还好。”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什么事。就是，”他的声音有点不大自然，“想……知道你好不好。”

　　“我很好，”我试图把一大堆拢在书上的盐粒倒回去，可惜彩虹已经不可能还原，瓶子里一堆五颜六色、杂乱无章的颗粒绝望地瞪着我，让我跟着一起绝望。

　　“我把你送给我的那瓶海盐打翻了。”我突然对他说，并且毫无征兆地哭起来。

　　他试图安慰我，我心急如焚，只是在想怎样才能把眼泪止住。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不愿意当着男生面哭，现在，却在程明浩面前泪流成河。曾经也当着杜政平哭，为的，其实也是程明浩。

　　“对不起，我要睡觉了。”我生怕自己的眼睛和旧金山的天空一样变成淋浴喷头，稍稍平静下来就立刻把电话挂了。

　　哭完以后，我很沮丧。为一个人流眼泪，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会有下一次。

　　第二天，我打电话想告诉他我昨天哭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但他不在。

　　第三天早上，我刚起床，门上的对讲机响了，我去接，是一个既远又近的声音。

　　怎么可能呢？

　　我穿着拖鞋跑下去，隔着大门上的铁格子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防风外套的人在朝我微笑。真的是他。

　　我红着脸飞快打开门，却局促起来，不知说什么好。

　　“你跑来干什么？”我问程明浩。

　　他轻轻地说：“我来让你一眼看到底。”样子有点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

　　“我又没说要看你。你有什么好看？”我低下头用左脚搓右脚，再用右脚搓左脚。

　　“我来都来了，就马马虎虎看一下，行不行？”他走近一步，牵住我的手。

　　“不行。”我把手往回抽，抽到一半，又慢慢地放了回去。郑滢说过这样会“跌身价”，我才不管，天那么冷，而他的手那么温暖。我小心翼翼地让他握着，发现自己还是很爱他。千真万确，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