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虹桥机场，我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班机。

　　同行的有我大学时的好朋友郑滢和张其馨。我们是同班同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可以说形影不离。我和郑滢同一天收到了同一所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张其馨的成绩比我们好，她被三所学校录取，其中不乏名牌，她却毫不犹豫地决定去亚利桑那一所很普通的大学投奔早她一年赴美的男朋友。她柔声细气但无比坚决地说：“不能跟他在一起，就是去了天堂也没什么意思。”

　　我和郑滢对看一眼。她把天堂都抬出来了，我们自然不能反对。

　　我说：“你真是贤惠，田振峰上辈子肯定烧了什么好香。”郑滢扁扁嘴，“女人嘛，注定了要为爱情牺牲的。看见了吧？”她拍拍张其馨的肩膀，“织女啊，想死牛郎了噢？”

　　张其馨的脸“腾”地红了，“恶心。”

　　我们在校园的网站论坛上发了个帖，看有没有人同行。第二天，有个生物系男生回信，说他和一个同学也准备近期去美国。他叫杜政平，去得克萨斯的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我们约他在学校旁边的小吃店见面。见了面才发现，我跟他从前打过交道。四年级上学期选修基础日语课，有一次，他就坐在我旁边。那天，老师把生词写在黑板上，大家都在台下抄，我旁边那个人，也就是他，一边抄一边认认真真地把词念出来。那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出在他自作聪明用中文去念日语里的汉字。所以，当抄到“大变”（日语里“很不容易”的意思）这个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念“大便”，声音嘹亮，半个课堂的人都笑了。当时以为这个人大概聪明不到哪里去，没想到他居然还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大概勤能补拙。

　　杜政平也记起了我，“唉，我们以前一起修过日语课，对不对？我想起来了，你姓关，叫关璐，化学系的，对不对？有一次上课，我们还坐一起的，对不对？”他兴致勃勃地伸出手，三个问题连珠炮一样飞来。

　　“你怎么知道？”我有点奇怪，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

　　他说：“其实那天我想问你的名字又不敢，后来就等着老师提问。你记得吗，那个日语老师喜欢按点名册上的学号提问，你的学号大概排得很后，所以，一直等到学期结束他才提问到你。”

　　郑滢笑起来，“你们两个真是有缘。”

　　我白她一眼。

　　我问杜政平他还有一个同学怎么没来，他说：“程明浩去做家教了。”

　　“他不是要出国了吗？怎么还去做家教？”我很惊讶。

　　杜政平告诉我，程明浩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早就去世，父亲又娶了个太太，后来就移民加拿大了。长期以来，一直是他在照顾年迈的外婆，父亲寄钱回来，他总是原封不动退回去。原来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星期后，我们五个人一起吃了顿饭，杜政平的爸爸请客，就在他们家自己开的餐馆里。

　　杜政平的爸爸长着一副扎扎实实的老板相，把白酒当开水一样喝，三杯过后就滔滔不绝。他说：“同学们，别看我开餐馆，通常情况下，我是不喝酒的。可是，今天呢，我要破个例！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这次可真是的的呱呱放了个卫星给我看！我们杜家三房合一子，这小子出生的时候，我舅公就说他命里有文曲星，我不相信，还说我们家几代没出过一个读书人，哪里来的文曲星。没想到，这小子后来还真的就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不说，现在居然要放洋去了。来，同学们，赏个脸，干一杯！”

　　杜政平的脸红到脖子根，我们都使劲地憋着笑，以免嘴里的啤酒喷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程明浩。

　　程明浩个子很高，身材挺拔，五官俊朗，却长了一个大大的、圆圆的、有点孩子气的鼻子，一下子让我联想起花生漫画里那个小男孩查理·布朗的鼻子。他的脸相，让我想起一只憨厚的小熊。

　　杜政平介绍我们认识，一米五八的我仰起头看他，不由想起“瞻仰”这个词，我想他大概会联想起另外一个词——“鸟瞰”。

　　他穿一件半旧的浅银灰色衬衫，黑色卡其裤，我第一次发现有人能把浅银灰色穿得那么好看。可是，他脚上却穿着一双样式非常落伍的咖啡色塑胶凉鞋。我可以对天发誓上一次看见这种凉鞋起码是十年前。不过，鞋子虽然旧，却擦得干干净净，袜子也是新的咖啡色尼龙丝袜。

　　看一个男人，我第一眼会看他的脚，因为脚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境况和品性。

　　程明浩的脚告诉我，他的家境不好，但他是个要强的人。

　　我抬起头来，朝他笑了一下，说：“你好！”一边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