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出发，我想起那首歌“如果你去旧金山，别忘了带上些花”，于是跑到一家超市，问他们哪一种花开得最久。店员拿出一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毛茸茸、沉甸甸的绿叶子烘托着小小的、深紫色的花朵，毫不张扬，却坚定而温柔地开放。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盆花，立刻把它买了下来。这是我给程明浩的礼物。我要送他一盆不张扬却可以开很久的花。

　　我把那盆非洲紫罗兰仔细包扎好，放进背包，抱在怀里上了飞机。

　　几个小时以后，我又一次看见了旧金山。一样的好天气，一样湛蓝的海湾，映在我眼中异常亲切，亲切得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他在那里的某个角落，连着整条海岸线都温暖起来。

　　我没有预先给程明浩打电话，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最后一天下午，我穿上一双五厘米的高跟鞋，看着地图坐轻轨到了程明浩的学校，照他电子邮件签名栏里的办公室号码找到了他的办公室。

　　程明浩不在办公室。那里的另外一个学生说他下午没课，已经回家了。我在那里给他家打了个电话。

　　程明浩很惊讶，“你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他的嗓子有点沙哑。

　　我说：“我也是临时想到，就来看看你。你怎么了？”

　　“有点感冒。你在那儿别动，我马上来。”他干脆地说。

　　我被他的那句“你在那儿别动”逗笑了，“好，我不动。”

　　我走到程明浩的办公桌前，突然间，目光被椅子背上一件薄薄的米色毛衣勾住，那上面织着元宝针，手工很细。

　　我见过这件毛衣。去年来美国之前，在张其馨的箱子里，是她的得意之作。那时候，她打算把它送给田振峰。

　　这件毛衣，是张其馨织的，我肯定，因为我曾经仔细地看过针脚。可是，它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我的心被这个问号抽紧，人像被粘在椅子旁边，一步也挪动不了。

　　过了好一会，我用比较平静的口气问另外那个学生，“你知道程明浩的女朋友什么时候探亲回来吗？”

　　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满心期望他会用诧异的口气回答“程明浩没有女朋友啊”，可是，他的答案偏偏是“八月中旬吧”，口气淡然得毋庸置疑。张其馨的确回国去探亲了，八月中旬回来。

　　我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从云霄飞车上一路甩下来那样眩晕得痛快淋漓。是真的。可是为什么是真的呢？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曾经多少次想过“他爱不爱我”，却怎么从没想到他会爱上别人呢？因为我不会爱上别人，就以为他也一样。

　　刹那之间，我所有的思维活动都终止了，惟一剩下的念头是“赶快走”。我没有本事站在那件毛衣的旁边心平气和地同他打招呼。

　　我像逃命一样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过了几个街区，我的心开始发痛。感觉像大冷天被浸到冰水里，最初一段时间全身麻木，过一会，每个细胞都开始发胀发痛，不可收拾。我看看手表，还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决定找点事情做把它打发掉，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痛死。

　　我心不在焉地继续往前走，一路寻找公车站牌，看有没有哪一班正好可以去金门大桥方向，直到碰上一个比我更加心不在焉的司机，他一听我说出“金门”二字就热情地叫我上车，但二十分钟后，我发现自己站在金门公园外面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原来，金门大桥并不在金门公园，非但不在，而且离得很远。既然两者根本不搭界，为什么要起一样的名字呢？

　　那天下午天气不好，虽然是七月份，却没有太阳，一阵阵的风从海上吹过来，感觉倒像深秋。我瞪着偏僻的街景，觉得这个城市很可恶。

　　我只好继续往前走，想找个地方买点吃的。中午只吃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肚子很快又饿了；而且，我在伤心的时候，总是特别想吃东西。

　　我找到一家便利店，可里面找来找去都是些垃圾食品，惟一还能勾起点食欲的只有冰淇淋。

　　于是，我买了一大盒巧克力冰淇淋，向店主要了把勺子，就在那里大口地吃起来。冰淇淋滑进嘴里，冰凉而甜蜜，有点像被辜负了的爱情。

　　吃完冰淇淋，我回到凉风飕飕的马路上。不知走过多少个街区，我觉得自己全身都在痛：显然，穿五厘米高跟鞋在一个平均三分钟爬一个坡的城市走路是很愚蠢的选择，我的脚被鞋子挤得发痛，我的头在痛，刚吃下去的冰淇淋也让我的胃隐隐作痛。

　　到了一个红灯，我在街沿上坐下来，脱下鞋揉两只发肿的脚，一面打开包想拿点纸巾垫在鞋子里，突然，我看见那盆小小的、精心包扎过的非洲紫罗兰。那些小小的花还是温柔而坚定地开放着，它们看上去一点也不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