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电话机放在枕头边，拥着被子，过几分钟打一次。到了一点钟，两点钟，他还是不在。枕头边的电话机忧伤地看着我。

　　我十分后悔，早怎么没有想到呢？早知道，就不去参加那个聚会了。

　　这么晚，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

　　三点多钟，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早上醒来，又给程明浩打电话，这一次，是他接的。

　　我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来。昨天有个活动，我很晚才回来。”

　　他笑笑，问：“玩得好吗？”

　　“挺好，”我停顿了一下，脱口而出，“我跟杜政平一起去的。”

　　“杜政平？”

　　“嗯，他转学过来了。”这时，一个念头像哈雷彗星般划过我的脑海：程明浩知道我昨天是和杜政平一起出去，会不会嫉妒？这种想法让我兴奋起来，于是我开始跟他讲杜政平——他的专业、他的功课、他的车。

　　程明浩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说。一直等我把关于杜政平的消息说完，才讲了一句，“那很好。”

　　我这才想起自己打那通电话本来是要跟他道新年好的，于是说：“对了，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你也新年快乐。”他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温柔浑厚。

　　“对了，昨天我回来以后给你打电话，你到哪里去了？”

　　“我……出去了。”他的声音里有点犹豫。

　　我们冷场了一会儿。我想问他到哪里去了，又没好意思开口。

　　挂上电话，我有点失落：我说了那么多，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甚至没多问一句，也没告诉我他昨天晚上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也许我不该说那么多的。我开始后悔，呆呆地坐在床上，越来越后悔。

　　我是真的爱上他了吗？

　　一九九八年初，我们都开始思索自己的前程。刚踏上这个国度，大家的心都被“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动塞满，现在才逐渐明白，那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热身运动。

　　当时，美国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势头加上由“千年虫”问题形成的对电脑从业人员的急需让我们深信，学计算机是一条低投入高回报的路。好像没人去想那种情形能持续多久，而“千年虫”也不是蟑螂，不会一窝窝繁殖下去，抓光了怎么办，更没人料到不过几年，这个行业的紫气红尘就会烟消云散。

　　学校里所有懂ABC的人都钻天打洞学计算机及与之相关的学科，工学院的学生个个威风八面。很多学生放弃了原来的专业转去计算机系，这种现象在外国学生云集的化学系相当严重，以至于系里觉得应该有所举措。首当其冲跳出来立马横刀的，是郑滢的导师亨特。

　　亨特家里从祖父辈一直到他自己的儿女，统统搞化学，可谓一门忠烈。他把我们召集一堂，对着一会议室准博士、准硕士声情并茂地把自己家庭和化学的缘分一路回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时来一句“化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同时酸溜溜地说所谓计算机根本不算“科学”，充其量只是一种技能，而学计算机的人，再有本事，不过是高级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亨特情绪高昂，谈起系里那些居然放弃做“科学家”而甘心沦为“工人”的学生，更是痛心疾首。我看着他青筋突起、和灯泡交相辉映的秃顶，突然觉得很可笑：这间房子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化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只是我们同样清楚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在追寻理想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美国梦要去圆。这您老人家怎么就不明白呢？

　　走出会议室，郑滢说，“我们转去计算机系吧，亨特讨厌的事情，一般都是好的。”

　　亨特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和郑滢都铁了心向计算机系进攻。或许因为申请递得较早，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个多月后，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是没有奖学金；郑滢的申请交得晚一点，还没拿到正式的通知书，但也差不多了。

　　汤姆·汉克斯听完我的转学打算，并没有大惊小怪，还很有风度地说“祝你在这个新的领域好运”。我趁机提出可否留在他手下继续做一段时间助研，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刚拿到一个科研项目，需要人干活，而我在工作上一向还是很认真的。

　　他犹豫了一下，用电影里阿甘说“生活是一盒巧克力”那样慢的速度说他个人倒是没问题，就是想到亨特那里备个份，因为这位副主任最近一见系里的教授就嗷嗷乱叫，说大家要联合起来、杜绝拿化学系奖学金去学计算机的“可耻行径”。他说：“别担心，我会和他解释这是个特殊情况。”

　　我的心凉到了底，还备什么份，这种话题跑到亨特那里简直就是讨骂，凶多吉少。我对郑滢说：“看着吧，下次开会，你导师八成会点我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