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要回北京了，在家乡无事可做，虽然春节还没有到来，既然我已经变胖，既然我的肋骨之间已经被填平。虽然还不知道回北京能做什么，但是呆下来又能做什么呢？
我终于硬是把父亲拉到医院里。在医院里的走廊里，陪着老父焦急地等待着种种检查和化验的结果。最后查出来,父亲的身体基本没有大碍，只是血糖偏高，可以算是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我拿着一堆单据发了半天呆,脑袋里急速地旋转着种种可怕的关于糖尿病的传闻，我
已经计划向鬼子六借钱带父亲飞去北京最好的医院求医了。幸好老医生打消了我的顾虑：“这还不算是糖尿病，只要控制饮食，杜绝含糖的食物，注意休息，是能够痊愈的。”他给父亲开了几剂药。但是父亲却舍不得买药，他企图拉着我回家：“我注意不吃糖就是了！这些药也起不了什么大用！十好几块钱呢！你也不小了，学会存钱娶媳妇吧！”我又气又笑，把他推到一边，骂骂咧咧地付钱买了药。 临行那天,老父亲走进我的房间，拿出一大沓现金。居然有一万多元。父亲说：“小航,这个钱是爸爸给你买那什么鼓的踩锤的。”我曾经提过好的踩锤要一万多块，我的踩锤一直很不称脚。现在我站在散乱的行囊之间手足无措，实实在在地被老父亲吓了一跳,首先万万想不到父亲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存款，更想不到一向认为搞摇滚是没正事的父亲会愿意把这么多钱花在我的乐器上。对于父亲来说，这简直是拿半生积蓄来做无原则的大方。
我说什么也没要这笔钱。
列车缓缓开动的时候，我看着车窗外的父亲，他一副无所谓的木讷表情，十年如一日的薄呢西装，干干净净的不显旧。可是他那曾经非常漂亮的头发，却几乎全部花白了，几根散发在寒风中战战兢兢地抖着。年华逝去，父亲老了。列车越行越快，我眼眶里都是泪，我忍着，忍着，深深地低下头去不想给周围的人笑话。我想掏出一张面巾纸来擦鼻涕，却在衣袋里面戳到一块硬硬的尖角。
心悬起来，我意识到不妙，不妙，不妙。
父亲的一万块钱,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到车厢衔接处。对着这个信封，好像个失恋的女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