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珍姐姐说：“后来你妈生你，大出血，肯定就是因为这个。”

　　我的想象应该更加惊险，比如上报当地革命委员会，举报一个走资派的女儿生活作风败坏等等，就足以把我母亲关起来了。故乡毕竟民风淳朴，难得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我可以想象血泊中母亲苍白恐惧的脸。

　　以及产床一边泪眼婆娑的改兰姑姑，和吓傻了的珍珍姐姐。

　　医院里的大夫说：“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改兰姑姑哭着说：“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奇迹发生了：我呱呱坠地，我母亲也死里逃生。

　　难题似乎得寸进尺一样，前赴后继。

　　改兰姑姑认为我母亲和我住在她家就好，珍珍姐姐说那时候姑姑已经想好了，把我母亲和我安排在他们家的哪一座窑洞里。但我母亲却坚持要回到我们家。

　　于是1969年4月中的一天，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十一岁的大哥和伯母，乘坐大宝爷爷赶着的牛车，前往周村接我母亲和我。

　　大哥说：“不让我去，可是我说我不去谁去？总不能让老二老三去吧，他们球也不懂。”他说得也对，当时我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和他相比，的确什么也不懂。在大哥的回忆里，马车里有很厚的被子盖住了我母亲和我，他耀武扬威地坐在一边，似乎是护送我们的保镖。

　　但当天的重点显然不是我大哥，选择大宝爷爷和我伯母，才是精心策划的安排，因为这已经相当于迎亲了。据说那时候官道庄去周村的路，还是很窄的土路，马车长年来去，路上两道辙沟深深，大宝爷爷是赶车的好把式，加上发发哥哥和我父亲的友谊，在杀狗一事的十五年后，再次担当重任。

　　从周村到官道庄颠簸的十里土路，我母亲终于完成了进驻王家的心愿。这也意味着，此前我奶奶必须对芳芳阿姨有个交代。

　　奶奶说：“人家芳芳拉着我的手，说妈啊，你对我好，我知道。可人家南南不要我啦，我只有走。妈啊，以后你就当我是你的女儿吧，我会惦记着你对我的好一辈子。但南南，我也会记他一辈子！”

　　奶奶说：“人家芳芳这就和你爹结下仇了，轻易是不会放过他啦。”

　　大哥目睹了这一幕的全过程，他说我奶奶和我伯母与芳芳阿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他听说这就是他二爹把他二妈给休了，至于什么是休，他站在一边眼泪汪汪苦苦思索还是不很明白，他就是觉得被休的滋味看来不好受。

　　奶奶说：“娃儿啊，说实话，我舍不得人家芳芳走，可我有什么办法啊？你妈把你生下啦，你就是咱王家的娃儿啊，人家你妈就是咱王家的人啦。我能不让人家你妈进门，我不能不让你进咱家的门啊！我让你进门，就不能不让人家生你的人进门吧？人家你妈还在月子里啊，我怎么能不让人家进咱王家的门？！我卖白铁卖铜火碗供你爹上北大，人家都说你南南上北大光荣的，我怎么能知道人家南南给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啊？我真是白供他上了一回北大啦！这可真是羞死咱王家的先人啦！咱家的二门人真是不顶人不理事。”

　　在此期间，我父亲给家里写信说他会尽快回来，我母亲进入了新一轮的等待。出于好奇，很多乡亲打着看我的旗号，上门参观北京人我母亲。我母亲最喜欢的是发发哥哥的爱人，官道庄小学教师李金枝。李老师在日后的岁月里，将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只是我当时每天吃吃睡睡浑然不觉。很多年后，李老师觉得，之所以她们谈得来，是因为村里人说话我母亲听不懂。

　　电话里，李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你妈在咱们村住了二十三天。”这是令她难以忍受的二十三天，李老师说：“你妈想洗澡，但咱们村怎么洗澡啊？吃饭也不习惯，咱家和人家北京你妈的家差得太远啦。”大哥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我母亲不愿意在瓷制的夜壶里方便，伯母就贡献出了她陪嫁的白铁夜壶，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伯母巡视了三面窑洞，只好腾出一个脸盆来，我母亲这才满意。于是伯母对大哥感叹说：“老天爷啊，人家北京人怎么是这样的啊！”

　　一天天过去了，答应回来和芳芳阿姨离婚的我父亲还是没有消息。我母亲进入了恍惚的状态，李老师说：“你妈有一天问你奶奶，说妈，南南是不是晚上回来了，您没告诉我？她都快急出神经病来了。”

　　第二十四天，我出生后的第二十六天，我母亲坐着大宝爷爷赶着的骡子车走了。

　　奶奶说：“你就是那二十五天离了妈的娃儿啊。”

　　在我出生几个月前，1968年年底，我伯母生下了我的四堂兄，她显然想生一个女儿，所以给四哥起名多多，就是多了的意思。理想的安排是让我也吃伯母的奶，但我非常不通人情地拒绝吃。在胡同里又找了一个刚生完小孩的婶婶梅梅妈，结果我见了梅梅妈就大哭不止。没有奶粉更别提牛奶了，面对完全不可理喻的我，家里人只好认输：“看来人家外路人就是不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