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968年她怀孕在身，这个故事就从傻乎乎的幸福，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大概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对一个朋友吹牛说我母亲的家族如何显赫，这位朋友很认真，就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去图书馆查资料，查完对我说：“你姥爷他爸是个大汉奸。”———说得我很没面子。我在网上一搜，发现我姥爷他爸果然是个亲日的大汉奸，我姥爷他哥也是个大汉奸，而且都作为汉奸成了历史名人。至于我姥爷怎么由一个大汉奸的儿子，和另一个大汉奸的弟弟，摇身一变为中共高干的，的确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但1968年的高干子弟，已经身陷绝境。我的姥爷和姥姥被打倒下放去了河南某地的牛棚，怀孕的母亲之绝望可想而知。科学地看，我母亲怀我应该是1968年六七月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父亲已婚的事实，也知道了芳芳阿姨的存在，但她对爱情的幻想和她骨子里的一贯极端的派，妨碍了她进行客观地分析，我猜她是试图通过去山西老家生我的行动，来解决一切问题。如此之下，我父亲答应了陪她回山西的决定，但先由我那小老姑接她回山西。选择小老姑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公社干部，是不怕去北京的人。

　　这是小老姑唯一一次来到祖国首都，她的激动掩盖了此次行程应有的困难。时任山西省闻喜县平阳公社妇女主任的小老姑，日后经常以夸耀的口吻极尽粉饰向我叙述她的辛苦，事实上她给我母亲的印象却不尽人意。

　　我可以想象：1969年3月，作为一个未婚先孕者，满脑子试图冲破封建束缚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了爱人的家人，急于诉说的愿望是何等强烈！但面前这位一口闻喜方言的姑姑却一门心思四处闲逛以及检查身体求医看病，给我母亲的，又是何等的失望。

　　我无法想象的是：二十五岁的我的生身母亲，在踏上前往山西的漫漫长途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的爱情，以及她身体里正在孕育成长的骨肉，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到达闻喜后，小老姑并没有带我母亲直接回家。我母亲被安排在了闻喜中学我父亲某位老师的家中，等待我父亲归来会合。我想那时候官道庄家中的气氛一定极其诡秘莫测，在小老姑描述了她成功的北京之行后，我奶奶陷入了她一生中最大的道德困境，这是一个有辱门庭的难题，曾经让她无比自豪的儿子如今却使她一筹莫展。奶奶说：“这可怎么办啊？真是羞先人哩！人家芳芳还在咱家里，人家你妈怀上你就跑回来了。”芳芳阿姨当时在五里外的平阳公社中学教书，每逢周末，会回到官道庄家中住两个晚上，和我奶奶睡在一个炕上。芳芳阿姨越是一如往常，我奶奶的煎熬就越是难以忍受。

　　奶奶说：“只有等你爹回来再想办法啦。”

　　然而这时，我父亲却突然没有了音信。

　　我父亲在北大待了八年，却只得了个学士学位。1964年就该毕业了，但革命要求他们等待分配，他们就只好等待分配，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待又是两年。1968年终于等到了离开学校去接受再教育。我父亲学的是军工技术，又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没有被分配去民用工厂，而是分配到了武汉某军工厂接受再教育。但我母亲学的也是军工技术，却因为成分问题，分配去了天津喇叭厂。应该就是离京接受再教育的前夕吧，这是我猜的啊，他们两个在离别时刻感情冲动私定了终身。

　　这样说来，我父亲是在武汉委托奶奶派了小老姑去接我母亲。由此也可见那时候天津喇叭厂的管理是够乱的了，居然可以允许一个未婚先孕的走资派女儿请产假。

　　但我父亲为什么突然就杳无音信不能如约回家了呢？据他日后解释，是接到了一个秘密的任务。从他工作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工作是研究水声比如测试鱼雷或潜艇的声纳等等军用的技术。或者因为珍宝岛战役，总之很难确认。

　　奶奶说：“咱们家的二门人就是靠不住。”

　　尽管内心烦乱矛盾交织，奶奶还是毅然决策，将困在闻喜中学的我母亲接出来。我母亲的下一个去处，是周村的改兰姑姑家，改兰姑姑是奶奶姐姐的女儿。改兰姑姑赶着牛车去闻喜中学，把我母亲接到了周村。作为周村公社政府所在地，周村当时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医院，不像平阳公社只有一个不成样子的卫生所。

　　后来我问奶奶：“为什么不把我生在咱家里啊？”

　　奶奶说：“你妈要在医院里生你哩，咱村没有医院，咱平阳公社的医院又不像医院，就把你生在周村啦。”

　　在我出生前半个月，我母亲住到了周村医院，这是1969年3月下旬的事情。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芳芳阿姨知道了。前往周村医院进行声讨的，是芳芳阿姨的姐姐和姐夫。在改兰姑姑的大女儿珍珍姐姐的记忆里，趁改兰姑姑不在的时候，芳芳阿姨的家人除了百般辱骂，甚至动手将我母亲从产床上拖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