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十九岁的夏天，我去山西省闻喜县塬上中学，看望一位曾经影响了我出生的人。

　　塬上中学在官道庄以西十里的周村，是周村镇镇政府所在地。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奶奶的娘家唐店就属于这个镇。

　　1988年的那个夏日午后之前，我去闻喜县北的垣曲县中条山铜矿看望了我的一位远亲，翠翠姑姑。翠翠姑姑比我父亲小几岁，是我二老爷爷的外甥女，官道庄之于她，就像唐店之于我。她高小时的同学，很多是我父亲在官道庄的小弟：发发哥哥，还有张娃叔叔，就是在我父亲光辉事迹的直接激励下，也考上了大学。

　　后来翠翠姑姑从闻喜中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她见证了我父亲的中学生活，也见证了我伯父在太原最初的岁月。和翠翠姑姑每个周末相伴前往太原铝厂，给伯父洗衣服打扫卫生的，还有一位名叫芳芳的阿姨，她是我父亲闻喜中学的同班同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大学。翠翠姑姑的回忆，几乎处处都难以摆脱芳芳阿姨的影子，这促使我能够鼓足勇气去找到芳芳阿姨。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里的两大悬念之一。

　　那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官道庄家中吃过午饭，骑车去周村。二十分钟后我到了塬上中学，问了一个人，就打听到了芳芳阿姨的房间，那是一排教师宿舍模样的平房，芳芳阿姨在。

　　她是一个高挑清秀的女人，她说：“你找谁？”

　　我说：“我找芳芳老师。”

　　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张翠翠是我姑姑。”

　　她愣了一下，说：“你进来吧。”

　　然后她去拿了一个暖瓶往洗脸架上的盆里倒水，说：“来，你洗洗脸。你姑姑还好吧？她还在垣曲吗？”

　　我说：“我姑姑挺好的，前些天我刚刚去看过她，她让我问候您。”

　　她把暖瓶放下，看了我一眼，说：“水有点烫，等会儿就好了，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我吃了饭从家里过来的。”

　　她眯眼看住我，说：“你姓王？”

　　我说：“是。”

　　她的肩头一震，低眼转身去看脸盆里的水，取下架子上的一条毛巾，丢进水里，摆了摆，用那毛巾捂住了脸。

　　奶奶偶尔会说：“要是人家芳芳还在咱们家……”等我成年之后，我会跟着她说：“那一定比我妈强多啦。”听我这样说，奶奶就要说：“你这娃儿净胡说哩，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啊。”

　　芳芳阿姨是我父亲的前妻，他们被誉为闻喜中学一九六○届的金童玉女，他们的婚姻简直称得上是天造地合，奶奶以及家里人无不为此而自豪。据说芳芳阿姨是为了照顾家里人才放弃了去清华大学读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山西大学，后来毕业时又出于同样的原因，回到闻喜教学。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我父亲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母亲的相爱。

　　据说我父亲放弃芳芳阿姨的主要理由是如下两条：1.芳芳阿姨家里人希望他能倒插门；2.芳芳阿姨想要孩子。但我奶奶觉得这是胡扯，奶奶说：“当初他们结婚，人家芳芳家并没有说不倒插门就不嫁闺女”；其次，直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结晶———我出生了，人家芳芳阿姨也没有生孩子。

　　即便如何放大我的想象力，也无法还原我的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的过程。我只是从他们的合影里，可以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圆明园废墟上有点傻笑的我母亲；北京大学校匾下傻笑的我母亲等等吧，一概傻笑，摄影师都是我父亲。

　　在翠翠姑姑的回忆里，她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和发发哥哥结伴到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两次接见，前后三个月，发发哥哥住在我父亲的宿舍里，翠翠姑姑就住在我母亲的宿舍里。我父亲和母亲暧昧的样子，把翠翠姑姑搞得很糊涂，她和发发哥哥不由得悄悄嘀咕，但也不敢多问个究竟。要知道，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是很有规矩的，小弟小妹不能随便质问大哥的事情。后来我问翠翠姑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翠翠姑姑说：“我就是觉得很糊涂，也觉得他们很糊涂，总之，大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吧。”

　　很多年后，当我比较了解北京女孩了，我也开始试着理解我母亲。总的来说，北京女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傻愣傻愣的，表面上桀骜不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实际上一塌糊涂，不威武不富贵也屈了也认了，岂不是更加糟糕？而我的母亲，几乎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算得上是高干子弟。简单地说，北京孩子的学习曲线无非如此：在派的方面，高干子弟向中南海的小孩学习，大院里的孩子向高干子弟学习，胡同里的孩子向大院里的孩子学习；在痞的方面，则是反过来。女孩子很难学痞，所以基本上就是派。这么一个讲派的小姑娘看到了完全不懂派的土包子，难免就有向他传授派的冲动。反之，一个土包子，碰上一个这么傻派傻派还全然不自觉的小姑娘，也难免有特别的好奇：她到底是真傻呢还是假傻？历史地看，她是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