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高中同学聚会上，他们会回忆起那年寒假过后我的变化。他们说我好像突然有了病一样，不再关心数学和物理，也不再热衷于课堂上的做题比赛，而是摇身一变对他们大肆宣讲北岛顾城柯云路和张贤亮以及李泽厚温元凯，偶尔还会和哲学老师当场辩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漏洞百出。这些举动很快便颠覆了一个好学生的形象让大家非常意外，接着居然还敢逃课了。逃课归来的我，往往无视老师的批评，向同学们继续贩卖兜售新的名堂，比如尼采萨特马尔克斯和塞林格。他们觉得我的世界简直目不暇接日新月异，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最先进的文学青年，也还停留在曲啸李燕杰以及“风流啊风流”的阶段。

　　二十年后的此时此刻，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通过阅读那些错误人生观产生的妄想，会远远大于色情暴力作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色情暴力的叙述尽管也会让我热情高涨却终于能够悄然释放，而错误的人生观却会形成剧烈的冲突郁积心头助长我的偏执。

　　人们在炸山移石准备建设北大桥。

　　我甚至和其中的一个电焊工成了好朋友。

　　我在作文中认为改革就是要“天堑变通途”。

　　接受了实习老师方小燕的邀请，我和林小军去大连外国语学院听哲学课。

　　1986年春天的傍晚，我们背着书包，拎着饭盒里面有勺子咣咣当当。

　　教授无法回答“时间是意识还是物质”这个问题。

　　在方小燕男同学的宿舍里，林小军和一个家伙在下围棋。

　　方小燕和我讨论北岛和顾城的高下。

　　同班的张丽向我借琼瑶的书，我说琼瑶的书太无聊，要看就看三毛的。

　　学校旁边的公园山上，林小军和我争论物理和哲学的优劣。

　　我认为改革的时代更需要哲学，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

　　一天中午休息时间。

　　“有你的信。”张丽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兰兰姐姐的来信，她写到，银环并非像我想的那样还在上高中，而是半年前便退学了，去县城的一个玻璃厂上班。

　　她还说恐怕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步银环的后尘。

　　当夜我便写了两封信，给兰兰姐姐和银环。

　　问银环：为什么退学？

　　问兰兰姐姐：为什么说，会步银环的后尘？

　　在等待来信的随后几周里我神思恍惚，各科小考的成绩每况愈下。

　　从小钢钻开始，老师们使用反常二字来表示对我的担忧。

　　做早操时小钢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昨天考试没带脑子吗？”

　　放学时张丽和我一起走。

　　张丽说：“你爸爸最近出差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们各自低头又走了一段。

　　张丽说：“你会报北大吗？”

　　我说：“不会。”

　　张丽说：“你说我报哪儿好？”

　　我说：“不知道。”

　　张丽说：“你知道什么？”

　　中秋节，银环的信来了，还是中午休息时间，张丽给我送来的。

　　银环的来信中有如下的话：

　　“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太阳又出现了。”

　　一个结论经过反复思考逐渐完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我现在所过的生活都是为了考大学。但我和林小军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转来转去很多次，我一个人又通过和海军学校的几个学员的交往，结论发现大学和理想是全然无关的，所以我的生活是全无意义的生活。

　　而我又自诩是个有理想的人，一门心思考大学，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浪费时间吗？

　　我决定离开大连，我已经确认了我的理想是改变我的故乡，不让银环或兰兰姐姐悲剧重演。

　　姐姐在路上碰上了我，她在另外一个中学上学，平时不住在家里，住她姥姥家。

　　姐姐说：“平平，我可听说你旷课了，你到底怎么了？”

　　姐姐说：“平平，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意和我说呢？”

　　姐姐说：“平平，我是你姐姐啊，你怎么……”

　　她哭哭啼啼地走在一边。

　　1986年10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上了一天的课。

　　晚自习前的休息时间，我和林小军站在校园里的阅报栏前，就一篇科学救国论大发感慨。

　　林小军对科学能否救国也开始深感忧虑。

　　我说：“不能只靠科学的。”

　　林小军说：“小样，那靠什么？”

　　我说：“靠你自己。”

　　他说：“小样，你说得有道理。”

　　小样是方言，意思是：看你能的。

　　上课铃响了，远处我们班打排球的女生们喊着“上课了上课了”朝教学楼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