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55年进闻喜中学读初中时，我伯父已经是平阳镇供销社的一名店员了。伯父高小毕业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考不上初中，就做了店员。申才小爹刚上小学，他不喜欢念书，念书让他经常昏昏欲睡。奶奶晚上在炕上缝棉花，要求申才小爹坐在背后读书，但小爹还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奶奶说：“你小爹说，大妈啊，我就是不想念书，我就是想在咱家里种地哩，真是把我气死啦。”

　　一年后，发发哥哥也考上了闻喜中学，他每逢周六，都会站在我父亲的教室外面喊我父亲相伴回家。发发哥哥说：“你爹本来是不想回家的，人家你爹是想去看县里蒲剧团唱戏哩。可我在他教室门口一站，他的同学就会跑去说，南南，你村那娃儿唤你回家哩。他就只能带上我回家啦。”

　　无论发发哥哥家，还是我们家，埋藏的粮食显然都要吃光了，否则他们不会觉得吃饭是个问题。

　　很多年后，发发哥哥清楚地记得，那时一个柿饼一块钱人民币，一茶缸白开水需要三毛钱，对他和我父亲来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计算的花费。

　　但他们的中学生活却是满意甚至有些自豪的。闻喜中学的前校长出任行署教育局长，为当时的闻喜中学分配了许多戴帽的右派，正是这些右派，造就了闻喜中学一时的辉煌。据说右派们不但教学有方，而且多才多艺，主要表现在：由上海迁来闻喜的巾单厂要组织舞会，出任舞会乐队的就是闻喜中学的右派老师。

　　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都说，你南南就是能干的，上课也不好好听课，在闻喜，不上课的时候，还想着看戏哩，可一到考试就是第一。人家你爹从小到大，从唐店到平阳，从平阳到闻喜，一直就是有名的好学生。”

　　1957年，我伯父和同村一户李姓人家的女儿结婚。这户李家，和我们家在一个胡同里，两家的距离，不过两分钟的路。第二年，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伯父提着二爷爷的箱子，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去了太原，落脚在太原铝厂，这就算进城当工人了。过了不久，因为吃不饱，他们又相伴回家。结果，同村的其他伙伴留在了家里，我伯父却被奶奶痛骂之后，哭着离家北上返回太原。关于这次痛骂，有很多种说法。最为夸张的一种，是奶奶顾全大局，为国家培养干部。这种说法，流行于1970年代伯父出任太原铝厂革委会副主任期间。

　　奶奶说：“在家里坐着就能吃饱啦？”

　　伯父被奶奶骂回了太原当冲压工，工伤使他的右手只剩下了大拇指，却坏事变好事，从工人变成了太原铝厂的保卫科干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0元人民币。

　　1960年，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的我父亲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他送喜报的是发发哥哥，据说我父亲因为期盼心切已经熬肿了眼睛。

　　奶奶说：“人家发发跑到咱家里说，奶奶啊你南南考上北大啦，比秀才还要厉害哩，要在以前，咱家就应该立旗杆哩。我说发发啊，南南能考上北大是好事，可你要你奶奶拿什么来立旗杆啊？”

　　我父亲是我们村历史上唯一的北大学生，这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情，足以和唐店的举人相媲美。但范进中举，有乡绅送钱祝贺，我父亲上北大，却成了家里头疼的事情。家里变卖了一部分家当，奶奶经常说起的是“铜火碗”，我猜可能是铜制的火锅，总之凡是铜制品白铁制品都卖掉了，以及奶奶陪嫁的玉手镯，甚至还变卖了某间房顶上的瓦，来给我父亲准备路费和行李。

　　经过各项运动，贩辣椒已经划归到了投机倒把的行列，我爷爷养家的路就剩下老老实实挣工分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了外面，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只有我爷爷和伯母两人。

　　我的大堂兄大娃1958年出生，二堂兄二娃1962年出生，三堂兄三娃1966年出生，所以我奶奶的任务就是在家里做饭以及管孩子。大哥说从他记事起，就是和奶奶“打脚头”睡。这是一种睡觉的方式，一老一少睡一个被卧，小孩的头挨着大人的脚。三哥的记忆也是如此，倒是二哥和伯母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些。

　　伯母的母亲去世得早，在我大哥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他姥姥的印象了。伯母在她们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伯母的大弟弟大旺，后来被我们叫做大舅舅的，和申才爹爹同岁，1948年出生，也就是说伯母出嫁时不过九岁；小弟弟小旺1955年出生，更是小得可怜。她出嫁到一个胡同里的王家，方便照顾家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伯母的父亲，我们叫他舅家爷爷，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脾气古怪的老人，他的嗓门很大，据说他只听我奶奶一个人的话。我小的时候，他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感觉上，他更像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曾经目睹他在我奶奶面前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