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小名家才，生于1938年；老二小名南南，生于1941年，是我的父亲；老三小名万万，是一个神童的故事，据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小小年纪就被唐店的举人认为是个天才———可惜不到五岁就去世了。这个传说，使童年的我对所有夭折的孩子都有一种天妒英才的想象。

　　唐店举人的存在，影响了我父亲的小学生活。举人家在唐店有两处院落，其中一座就在奶奶娘家的隔壁，高耸的门楼以及门前的旗杆，都显示出了不一般的生活品质。因为有举人作为教育条件优越的证明，所以官道庄王家没有理由反对我奶奶将孩子送往唐店娘家受教育的决定。我父亲说，他直到1953年才回到官道庄所在镇的平阳高小读书，之前一直在唐店读小学，住在大老舅舅家，所以说我父亲基本上是由大老舅舅的妻子，我的大老妗子带大的，也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据说我父亲最早的记忆是日本人路过，1943年的一天，他被大老妗子带着从唐店回官道庄，在途中的一个村口，看着日本人军容整齐沉默寡言地走过。他还记得的，是日本人把我们村的一个共产党员李支书绑在村门后的庙前头，活活打死了。

　　奶奶对日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她说自己正在院子里晾被单，日本人在对面和她说话，好像还在开玩笑，尽管她心里很害怕，但日本人很快就走了。

　　关于父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传说，是我伯父和父亲夜里在外面玩捉迷藏，一只狼将爪子搭在了伯父的肩上，结果伯父以为是我父亲，说：“南南我知道是你。”———吓得那只狼跑了。据说这只狼随后跑到村子南头，叼了一个更小的小孩，被人点着火把追，狼无奈之下就在村口把小孩放下，跑了。这个死里逃生或有望成为狼孩的小孩，后来在我们村特立独行，被叫做：狼不要的憨娃。

　　我父亲小时候的朋友发发哥哥说，当年我父亲是村里著名的鼻涕大王，冬天的时候，棉袄胸前和袖子上，总是油光闪亮。吸烟的大人们说：“南南过来，借个火，能行吗？”我父亲说：“能行。”很自豪地举起衣袖，让大人们用火柴划。

　　发发哥哥只比我父亲小两岁，但他的辈分小，按说得叫我父亲为叔叔。

　　在发发哥哥的记忆里，我父亲和他都非常喜欢平阳演戏，每次演戏，我父亲都会和他扛着一把大圈椅，去平阳戏台下给我老爷爷占座位，我老爷爷给他们的回报是：每人一小碟炒凉粉，以及一碗羊杂割。很多年后，发发哥哥仿佛绕梁三日地说：“人家那炒凉粉，可真是好吃。”

　　发发哥哥家由卖粽子起家，后来经营车马店，发发哥哥的父亲———我们后来叫他大宝爷爷，因为发发哥哥的大儿子叫大宝———驯养骡马的本事远近闻名，他们家也更加称得上是财主。

　　发发哥哥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我猜：首先，因为两家家境接近；其次，发发哥哥的爷爷深受我老爷爷的影响，非常认同我老爷爷的持家原则，即不参与村里的派性斗争，所以解放时只被划了上中农；再次，大宝爷爷是我三爷爷最好的朋友。

　　闻喜县在1947年和1949年先后经历了两次解放，这对家境殷实的我们家和发发哥哥家是考验也是教训。我老爷爷和发发爷爷通过1947年解放的过程，在预测了大势所趋的正确前提下，开始悉心研究土改的政策，真正明白了钱财乃身外之物，保住身家性命才是上上策。他们甚至商定了更加激进的方法，就是假借赌花花牌去输掉自己的家产。1949年二次解放时，他们联手成功地输掉了各自过半的家产，而且主要输给穷人，因此乐善好施与大手大脚败家的名声共存。

　　他们还商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发发哥哥家的窑洞深，就决定继续挖暗窑以藏匿粮食。我们家的窑洞浅，恐怕挖下去会惊动背后的邻居，于是选择在三爷爷家住的前头院挖地窖。挖掘的行动只能选择夜晚进行，仿佛越狱一般的一铲一锹，历时长达三个月之久。

　　我们家的过程更加惊险一些，难题是：如何将主要存放于后头院的粮食转移到前头院。那是一些多么和睦刺激的夜晚啊，我爷爷和我奶奶负责将粮食打包，三奶奶和三爷爷搬家一样，从后头院扛着伪装成包袱和铺盖的粮袋转移到前头院里，四爷爷和五爷爷负责将粮食倒入地窖里的大缸封存。

　　在此前后，奶奶担任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官职，就是官道庄妇女主任。但一年左右她就辞职了，原因是那时候斗地主，包括批斗她曾经引以为豪的唐店举人家族———乱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成肉酱。作为干部，除了要再接再厉地揭发地富反坏右，还得去参加塬上几乎所有的批斗现场，她受不了。我见过她那时候的一张照片，的确称得上英姿飒爽，可是那张照片在别人家的相框里，已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