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教室里有两个年级的学生，李老师说：“现在上学前班的课。”或者说：“现在上一年级的课。”就这样轮流着来。所以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到底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呢，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已经分不清了。

　　有次说到北京天安门，李老师说：“你们这些同学里面，只有王平平同学去过北京，平平你站起来给我们说说天安门。”我对天安门一无所知，因为自豪，就头脑发热地站起来胡扯了一气。

　　下课后，小宝，还有一个叫蛋蛋的小孩，很激动地和我一起去撒尿。蛋蛋和我同岁，后来也成了我的亲密战友，他妈妈师范学校毕业，和一个知青结了婚，他爷爷要求知青倒插门，知青很别扭，坚持叫蛋蛋他爷爷“叔叔”不叫“爹”。蛋蛋爷爷就要求蛋蛋说：“他不唤我爹，你就不能唤他爹，你也唤他叔叔。”

　　小宝说：“你再给咱说说天安门，高吗？”

　　我说：“太高啦，有咱村十个庙那么高。”

　　小宝抬头看了一下天，说：“那么高啊？那毛主席怎么上去啊？”

　　蛋蛋说：“听我妈说，毛主席坐着飞机就上去了。”

　　小宝说：“你球怎么知道的？”

　　蛋蛋说：“我球怎么能不知道啊？我爹是北京人。”

　　小宝说：“呀！你开始唤他爹啦？你爷爷不是只准你唤他叔叔吗？”

　　蛋蛋说：“我想球怎么唤就怎么唤哩，我在我爷爷跟前唤叔叔哩，背过我爷爷我想球怎么唤就怎么唤哩。”

　　小宝说：“人家都说你爹是东镇人，你球怎么说你爹是北京的啊？”

　　蛋蛋说：“我爹是哪里人我还能不知道吗？我爹亲口告诉我他家在北京哩。”

　　有那么一两个月，我对上学这件事激情冷却，因为天还不亮就得起来离开热被卧去早读。

　　我说：“奶奶，我头疼哩。”

　　奶奶摸摸我的头，说：“起来吧，没事。喝完泡馍就不疼了。”

　　我说：“奶奶，我真的头疼哩。”

　　奶奶说：“赶快起来，你再不起来我就要打你啦。”

　　我就只好起来去早读。

　　我似乎一次都没能成功地病过。

　　我的社交圈从胡同迅速扩展到了全村。我们村分村门里头和村门外面，村门里头又分前街、南头和王家胡同。村门面南背北，紧挨着村门的是庙，庙正对着前街，前街南头是一棵老槐树。庙、学校、戏台、槐树是村门里头很重要的聚会地。村门外面则有池塘、土将台、打麦场和崖上。在崖上，可以俯瞰村门里头的大部分人家。我们很多人数众多需要实战的活动，比如打马蜂窝，或者两军对垒等等，一般都在崖上或崖后头进行。我的亲密战友有：前街的蛋蛋、小宝、王家胡同的狗娃、大旺舅舅的孩子闷闷。

　　以前我的户外活动就集中在王家胡同，主要和闷闷、狗娃玩一些简单的游戏，抓子儿、跳方格、撞拐等等，就是打架也局限于和他们两三个人打，意思不大。上学之后，我和战友们就有了条件每天负责召集二十个小孩以上“打仗”，这些战役，往往发生在放学割草归来之后，或者割草期间。战役的范围横跨全村，两队人马常常举着各种家伙呼啸而来厮打一气，失败的一方土崩瓦解之后只有投降，胜利的一方则押着俘虏又呼啸而去。这些战役的构思，无非来自《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电影。既然剧本来自革命电影，两军就有“我军”和“敌军”之分。我基本上出任我军的首长，蛋蛋充当敌军的头目。但蛋蛋经过多次失败以后，这个小小年纪头脑复杂的家伙，居然开始思考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了，那就是：敌军和我军势均力敌，为什么每次都要规定敌军必须失败呢？

　　某天战役开始前，在狗娃家门楼后举行的筹备会上，蛋蛋胆大包天地提出了他的问题。

　　蛋蛋说：“要不让我胜利一回，要不让我当一回八路军。”

　　狗娃说：“国民党怎么能胜利啊？你也不能当八路军。”

　　蛋蛋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当……”

　　狗娃说：“平平考试考第一，你考第二，这就是原因。”

　　蛋蛋咽了咽吐沫，不说话。

　　小宝说：“管球谁胜利哩，反正赶快打一仗回家吃饭。”

　　蛋蛋说：“那我今天就不打了。”

　　狗娃说：“日你妈的……”

　　蛋蛋说：“日你妈的……”

　　狗娃说：“日你奶奶哩……”

　　蛋蛋说：“日你奶奶哩……”

　　狗娃说：“我奶奶早就老了，你想日也日不成了，就是要日你奶奶哩。”

　　蛋蛋抽了抽鼻涕，鼻涕流出来了，他用手一抹，接着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说：“蛋蛋今天就让你当一回八路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