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脱了一层皮，完好如初，恢复了他活蹦乱跳的日常生活。不久之后，我父亲邀请奶奶去大连。这一次奶奶只带了我一个，留下三哥和三爷爷、申才小爹在家里。

　　我已经可以做一些照顾奶奶的事情了，在北京火车站转车，我拿着个大茶缸，向一个警察叔叔敬个礼，说：“叔叔你好，问一下打水的地方在哪里啊？”他摸一下我的头，笑着给我指明方向，他亲切的样子搞得我很激动。

　　奶奶说：“你端着一茶缸热水就回来了，我问你你是怎么寻着人家打水的地方的啊？你说你见了一个戴大盖帽的叔叔，给人家敬了个礼，人家叔叔就告诉你啦。我说我平平从小就是懂事的，就知道心疼你奶奶哩。”

　　1976年1月的一个夜晚，我骑在我父亲的肩膀上看着电视里播放周恩来的追悼会现场，那是很小的一台黑白电视，可能也是当时实验所里唯一的电视机。

　　奶奶说：“人家周总理这一死，天就塌啦。人家你爹哭的，比你爷爷死了还要难受哩。”

　　我父亲已经再婚，继母是大连当地人，她带着与前夫所生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我对这次大连之行的记忆有限，几乎都是跟着姐姐玩，和姐姐一起去海边，和姐姐在家里抱着暖气管钻来钻去，和姐姐走独木桥去给家里喂养的小鸡喂食。我还旁观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家伙站在实验所办公大楼前撒尿，他得意洋洋我却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是“不文明”的事情。

　　奶奶和我在大连的半年里，三哥跟着三爷爷和申才小爹，过得逍遥自在无法无天。在此期间，三哥向三爷爷学习了以下技能：抽旱烟，打麻将，做虾酱豆腐，以及养生之道：1.饭后一袋旱烟，有助于肠胃消化大脑神游；2.吃完饭躺一躺，身上的肉长一长。他还跟着三爷爷看《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

　　三哥白天上学，晚上方圆十里之内，无论哪个村演电影申才小爹都会带他去。没有电影看的夜晚，三哥就在前头院炕上支起的麻将桌前度过。打麻将的都是官道庄的主流精英，三爷爷出去撒尿，大家会说：“三娃你先给你爷爷顶上。”三爷爷撒尿归来，往往还要说：“我三娃就能把你们给收拾了，三娃，你说能行吗？”三哥说：“能行。”麻将结束，大家还要讨论一下村里的形势。村里多年闹派性，分别是一队的和二队的，两派斗来斗去不对付，三爷爷一直是一队的后台。说到激动处，三爷爷恨不得重出江湖，年轻人就赶快劝他说：“叔啊你不能出头，你就是咱村里的邓小平，你不能出头，出头的事情还是我们来干吧。”

　　三哥甚至差一点学会了放土枪，可惜枪身过长过重，他力气有限只能将枪托顶地抱住了用脚去踩扳机。这种朝天发射浪费子弹的方式，使三爷爷无奈之下暂时放弃了这项训练。三爷爷说：“三娃，等俩年再说，能行吗？”三哥说：“能行。”

　　三哥说：“下了一场雨，四爷爷和五爷爷的坟里进了水，三爷爷带着我和小爹去移坟。买了两个小棺材，把四爷爷和五爷爷的尸骨捡好了放进去，埋到咱家祖坟地里。埋的时候，三爷爷说三娃啊，记住了，以后埋我的时候要小心墓里进水哩，我现在把这事交代给你，就放心啦。”

　　三哥对我说：“三爷爷对我真是好，有一次小爹把我逗哭了，三爷爷二话没说就打了小爹一拳，把小爹打得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三哥分析认为，三爷爷对自己好得如此放任不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排行老三，他记得三爷爷说过：“咱家三门人肯定都能行。”

　　奶奶和我夏天归来，打断了三爷爷对三哥进一步的训练计划，他本来准备学习拉二胡和算卦的。三哥以为我们要在大连待上一两年呢，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据说这次去大连，本来就是要把我留在大连上学的，但奶奶还是坚持把我带回了官道庄。

　　奶奶说：“你还小哩，我不能这样就把你放在后妈手里。你妈二十五天把你交到我手里，我不能这样就把你放到后妈手里。”

　　我上学了，插班读一年级。我记得自己背上一个用布头拼贴缝就、花花绿绿的书包，站在窑门口笑嘻嘻的。学校在前街，就在三爷爷前头院的斜对，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门开在东边，北面和西面各两排瓦房，三间教室，六个班。教室里放着一排排可以坐五个小孩的桌子，其实不是桌子，是长条凳，我们坐的小凳子是自己从家里带的。

　　教我们的是李老师，她是我当时眼里全村最好看的人，大大的眼睛，梳着辫子。

　　三哥说：“李老师可打人哩，有一回，她把大宝的鼻血都打出来了，后来大宝奶奶都寻到学校里来了。”大宝是李老师和发发哥哥的大儿子，是三哥的好朋友；李老师的二儿子小宝比我小一岁，是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