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赵家住了三天，奶奶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她又不能确认。

　　奶奶说：“人家赵部长的女儿把你带出去了一天，过了一天，又把你带出去了一天。人家赵部长的女儿就说是带你出去玩耍了，你回来了我问你都干什么了，你也说不清楚。”

　　奶奶的直觉是我母亲在这一切背后。

　　奶奶说：“就是人家你妈想把你要回去哩，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妈，可是你要把你娃儿要回去，你也不能不告诉我一声吧？你就是再恨我，也不能就把你娃儿偷偷地抢走吧？娃儿是你的娃儿，是你生的就是你的，我又不和你抢。娃儿啊，人家赵部长的女儿把你抱走了两天，我哭了两天，我就怕人家赵部长的女儿一个人回来，娃儿啊，我就怕我再也见不上你啦。”

　　离开赵家时，赵阿姨的父亲坚持送我们去火车站。奶奶说：“人家赵部长说我一定要送送你，我说赵部长你那么忙，别送我啦，你的恩情我已经记下啦。可人家赵部长还是把咱们送到了火车站门口，又要他的警卫员和司机送咱们上火车。人家赵部长可真是好人啊，我一辈子也没有碰上几个人家赵部长那样的好人。”

　　有知情者后来告诉我，北京之行的确经过了精心策划。我母亲试图将我留在北京，赵部长的女儿积极配合。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发誓不再和我父亲说话了，赵阿姨就承担了联络人的角色，是她部署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们甚至商量好了寄养我的地方。但最后关头，有人出面阻止了她们的计划。———是赵部长吗？

　　那么赵阿姨带我出门的两天里，见了谁做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我三哥三娃是兄弟中最漂亮的小孩，照片里他明眸亮齿健康生动。他在实验所用于革命宣传的黑板报上胡写乱画，在海边的山上树木草丛里探险把裤子划得稀巴烂，为了摆脱我的追随蹦跳着下楼导致我滚下楼梯磕破了头等等，这些上天入地的行为，给我父亲实验所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余年后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向我感叹，那之前他们似乎没有见过像我三哥那样淘气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小，只能在实验所大院里被爷爷奶奶带着东张西望，顶多奔跑大概不到十米方圆，就会被大人逮住，完全不具备搞出大动静的能力。

　　除了去旁边的海校看电影，以及参观鲸鱼这些集体活动，三哥日常的个人活动，是跟着一位爷爷去海里划小船，那时实验所和海滩之间有个门洞，于是他在某天门洞被一辆大吊车撞垮的时候，便恰好出现在门洞下。这不过是有惊无险的一幕，聪明的他在“注意有个小孩”的叫声里胜利逃脱，回家后挨了一顿奶奶的打了事。

　　某天我父亲带我奶奶和我去医院，给奶奶镶牙，留下三哥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实验的目的，先是反锁上门，然后打开了煤气……后来他被熏得喘不过气来，就开始拍窗户，这个拍窗户的行动说明五岁的他不是试图自杀。有大人发现了，要他开门，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开门了，这时我们恰好回来了，用钥匙也开不了门，就赶快找梯子上楼外面砸开了窗玻璃。三哥没事，又挨了奶奶的一顿打了事。

　　我还记得当时的一张照片上，我抱着一只玩具机关枪傻呵呵地乐，旁边站着三哥志存高远地看着镜头笑。这样的场面，从侧面说明我们在大连度过的半年是快乐的，甚至有点无忧无虑的样子。

　　奶奶说：“人家实验场的人都说，老人家你可真是了不起，培养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老人家你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吧，别回去了。我说我能来大连看看你们就很好了，我还是先回去吧，我在这里会打搅你们的工作，南南也会分心干不好工作，我还是先回去吧，等将来平平长大了我再来。人家实验场的人都说，人家王平平奶奶真是个讲道理的大人，真不像个农村老太太。”

　　回到官道庄的奶奶看来心情舒畅，几年来我父亲带给她的屈辱几乎一扫而空，培养出来一个北大学生的自豪感重回她的生活。

　　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问我大连到底在哪里啊，咱村里的人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我说去一趟大连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哩，等于去了两回北京哩。”

　　村里的人们看到我们带回来的虾和带鱼也非常好奇，他们以前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大海的产物，他们连海带都没有见过。三哥叙述中的鲸鱼有一个官道庄的大小；他经常还要在我父亲的研究所里协助研究鱼雷，每颗鱼雷都比我们小学校还要大；他甚至肯定自己曾经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海军战士出海遭遇了日本人和国民党还有美国鬼子，当然，通通把他们打回去了。历史地看，这种遭遇还真的有可能。等我后来上小学，我非常痛恨自己毫无吹嘘的资本，就只好加入到三哥描述的背景里来回馈自己那些好奇的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