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我饿啦。”

　　“奶奶，我困啦。”

　　“奶奶，我肚子疼哩。”

　　“奶奶，我头疼哩。”

　　“奶奶，我想吃鸡蛋泡馍哩。”

　　“奶奶，我想吃石榴哩。”

　　“奶奶，我想吃核桃哩。”

　　“奶奶，我想吃桃哩。”

　　“奶奶，我想吃苹果哩。”

　　“奶奶，我想吃白馍哩。”

　　“奶奶，我想吃煮饺哩。”

　　“奶奶，我想吃豆腐哩。”

　　“奶奶，我想吃肉哩。”

　　“奶奶，我爷爷从地里回来啦吗？”

　　“奶奶，我三爷爷把羊娃儿卖啦吧？”

　　“奶奶，我小爹回来吃饭吗？”

　　“奶奶，我三哥打我哩。”

　　“奶奶，我三哥不带我。”

　　……

　　呼唤奶奶的声音，伴随着此刻我的喃喃自语渐次来临，交集着仿佛无穷无尽如数家珍的诉求，唤醒我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童年。

　　我最初的记忆是两岁前吃土。先是抠窑洞墙上的土，或者掀起席子抠炕上的土。所以，当时四岁的三哥人生中第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监视我防止我吃土。这个工作搞得他疲累不堪，因为尽职尽责的唯一办法，就是坐在炕上紧紧地抱住我。这样的日常生活简直就是要他发疯，他不能忍受自己上小学前的美好时光，就这样抱着一个喜欢吃土的弟弟一天天付诸东流。

　　据说我两岁左右才学会走路，之前行动的方式就是坐着使用大腿蹭着移动，这意味着三哥即使借口带我出门放风，也不会得到奶奶的批准。注视着这样一个毫无美感蹭来蹭去找土吃的弟弟，三哥的心情一定绝望透顶。他试图用一条腰带捆住我，最好能把我捆在炕中间，但他又无法说服奶奶在炕中间支起木桩，所以只好把我捆在炕头和锅灶间的木头扶手上。出于好心，他没有对我进行结实的捆绑，还是给了我大概半径一尺的活动范围。

　　所以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我趴在炕头处，探身炕头下去抠土，然后听到三哥气喘吁吁气急败坏地说：“日他妈的，这可怎么办啊？”

　　显然他经过权衡，放弃了人权，进一步缩小了我活动的范围，基本上等于把我捆在了那个扶手上。只要掌握好出门玩耍的时间，不让奶奶发现，这就是他能够探索到的最优选择了。我孜孜以求地发现了另外一个吃土的方法，抠鞋底上的土吃。被他发现之后，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他脱掉了我的鞋，把鞋放到了距离墙根一米高处搁置杂物的木板上，我就只好像个吸毒者一样，仰望着高不可攀的我的小鞋子，抽着鼻涕被迫戒土。

　　1971年初，大哥接到了太原伯父的召唤。不久前伯父刚刚娶了新伯母，新伯母是太原当地人。奶奶说：“后妈也是妈，人家你大哥哭的，说奶奶啊，我就要在你跟前哩，我说你真是憨娃儿啊，你已经长大啦，你不能一辈子都跟着你奶奶啊，人家太原比咱们家好，你只要记住你奶奶就行啦。”

　　千里之行展现在我三哥的前方，就在大哥刚去太原不久，1971年春天接受我父亲的邀请，奶奶携带三哥和我前往大连。一年前我父亲结束了武汉的再教育，被正式分配到了大连的一个实验所。

　　这是说来稍嫌神秘的一次行程。我们三人先和二哥一起到太原，把二哥留在了太原。然后找了个太原铝厂的北京人，由这个被伯父安排回家探亲的北京人，陪我们坐到北京火车站。出车站后奶奶叫了一辆黄包车，去赵阿姨家。赵阿姨是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更加确切地说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奶奶说：“我给你们买了油饼和油条，坐在三轮车上吃，人家骑三轮车的说，你是要我骑快点还是骑慢点，我说不着急你慢慢骑别累着了。人家骑三轮车的说，你这个老人家真是个好人。人家骑三轮车的还说，老人家你真能干，带着两个孙子就来了北京啦。”到了赵阿姨的家门口，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三轮车师傅不免大吃一惊。我奶奶说：“人家骑三轮车的说，老人家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的亲戚是大官。”其实奶奶也搞不清楚赵阿姨的来历，更没想到赵阿姨的家居然是自成院落的二层小楼。糖果和水果堆满了一楼客厅的茶几，奶奶说：“你三哥和你都懂事，嗫嗫的站在一边什么也不拿。”嗫嗫的，是方言，意思是：悄悄的。

　　赵阿姨的父亲官居高位，资料说明他当时刚刚结束五七干校的生活回京担负重要的工作，他和我奶奶认真交谈，还安排工作人员给我奶奶做了她平生的第一次体检，体检结果说明她身体状况良好。

　　奶奶说：“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人家赵部长，人家赵部长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家赵部长对我说老人家，你有什么难处告诉我，我一定帮你解决。我说赵部长谢谢你，我没有什么难处，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向你学习哩。我还对人家赵部长说，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孙子们也都长大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哩，当共产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