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道庄到周村十里地，周村到闻喜县城二十里地，闻喜县城到运城五十里地。这是山西南部冬天的夜晚，三爷爷骑着自行车，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拉着小平车里的伯母疾走奔波。

　　运城医院的医生看看一息尚存的伯母，对三爷爷说：“不行了，你们准备后事吧。”

　　第二天，农历1969年腊月一个清晨，刚刚三十岁的伯母去世。

　　奶奶说：“你三爷爷早上起来就骑车回闻喜啦，你小爹和你舅舅拉着你大妈慢慢往回走。你三爷爷在闻喜找人找板，找不到，就找人找木材现做。找着人做板啦，你三爷爷就托人家路过咱们村的人给家里捎话，要你爷爷驾车去闻喜拉你大妈，你爷爷找了人家村里的骡子驾车去闻喜。”“板”是方言，指棺木。

　　当天下午，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拉着伯母到了闻喜。傍晚时分，棺木仓促完成，伯母入殓。当天夜里，我爷爷驾着骡车，三爷爷和申才小爹大旺舅舅一起，送我伯母回家。

　　死在外边的人不能进村，大哥他们就在村门前等着，等到我爷爷他们回来，前去已经选好的村外坟地里。

　　奶奶说：“第二天你大老舅舅和小老舅舅都从唐店过来啦，你大老舅舅看看人家做的板行不行，你小老舅舅给板上漆。”

　　大哥说他还记得刚刚上漆的棺木没法抬，但他已经忘了后来使用什么办法给伯母下葬。

　　大哥说：“每逢七日，申才小爹带着我们上坟烧纸，奶奶在家里炕上哭。”

　　奶奶说：“你急得还人家棉布哩，可是就把你的命给搭上啦。你大妈这一走，咱家的娃儿们就都变成没有妈的娃儿啦。”

　　大哥十一岁，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四哥一岁，我十个月。

　　不久之后，家里商量着把四哥多多送人，选择的结果，是官道庄西北七里地辛村的一户姓李的人家。选择的过程里，有很多人上门来看多多，所以我的几个堂兄也就知道是要把多多送人了。

　　奶奶说：“你大哥和二哥老是坐在咱家门口，看见人出去，就翻人家带的布袋看人家有没有把咱多多带走啊。真是憨娃儿啊，一个馍布袋，哪里就能把咱多多给装进去呀。”

　　1970年农历二月里的一天，辛村李姓夫妻上门抱走了多多。

　　申才小爹负责管理几个试图阻挡的堂兄，整整十八年前，他也曾经历了目睹自己不满周岁的妹妹———我的茵玲姑姑被人抱走的一幕。

　　三爷爷负责和辛村李家签署了收养协议，协议规定：在多多主动访问官道庄王家之前，王家人不可以引诱或暗示多多；只有三爷爷一人有探望多多的权利，探望时，以远房亲戚的身份出现；多多不能被邀请，也没有义务出席官道庄王家诸如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

　　奶奶说：“到底是人家家的人啦，就是要割你的心头肉哩。”

　　李老师记住了我母亲的邀请，恰好发发哥哥当时在天津接受再教育，李老师便顺理成章如约前往天津喇叭厂和我母亲见面。除了通报我和家里的情况，他们夫妻俩还扮演了配送员的角色，背着一提包的炼乳和糖从天津带回官道庄转交给我奶奶。

　　李老师说：“那个厂子还是挺大的，也没有看出来有人欺负你妈，你妈的精神还是挺不错的，她还惦记着你爸赶快离婚，这样他们才能结婚啊。”

　　奶奶说：“人家芳芳放出话啦，我就是不和他南南离婚，什么时候你爹和你妈分开啦，人家芳芳才离婚哩。人家芳芳就是要拿这个报仇哩，这就苦了你妈啦。”

　　为了报仇，芳芳阿姨和她姐夫也去了天津喇叭厂。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向天津喇叭厂的革命群众们宣布了我母亲不道德的行为，谴责我母亲伤天害理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婚姻。有知情者告诉我，当时也有聪明人给芳芳阿姨出点子，希望她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批判我母亲，但被芳芳阿姨拒绝了。大学生出身的芳芳拒绝的理由是：“她不仁咱不能不义。”芳芳阿姨认定的天理就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她坚持认为“不管他什么人的女儿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芳芳阿姨他们旋风般的天津之行后不久，发发哥哥和李老师去看望我母亲。

　　李老师说：“想起来可笑哩，你妈还是托我们带东西给你，临走的时候却对我们说，你们以后不要来看我了。人家你妈的意思是，她已经决定啦，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和你爸决裂啦，所以也要和我们断了来往。可我当时想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官道庄你的孩子你还要不要啊？和你爸断了来往，要是我们还能来往着，怎么说也还牵着一条你和你孩子的线啊，就是想起来又气又可笑哩。”

　　李老师判断，芳芳和她姐夫来闹，我母亲的心是彻底碎了，同时，也气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