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言

　　崔秀哲先生是韩国著名的小说家，能为他的小说集写序，是我的光荣。

　　本书译者朴明爱女士说：“他不断地追求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写出符合伦理的文字，也不是写出起承转合分明的文章，而是导入一种新的创作技法的意思。”我非常欣赏“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理念，这意味着挑战权威，离经叛道；也意味着大胆创新，独具一格。而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创新之中。在中国，我相信崔先生会找到许多同意他的文学观，并且也进行了许多大胆实践的同行。我同意崔先生的观点，赞赏崔先生的勇气，但我也可以说：当我拿起笔来时，我就是我自己的文学政府。

　　崔先生的大部头作品大多还没译成中文，译成中文的也正在出版之中，但仅就收入本书的一部中篇和三部短篇，他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创作个性，便可略见一斑。

　　崔先生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又多与文学创作有关。这样的环境中的这样的人物，精神变异、白日做梦、想入非非、丧失自我，就不仅仅是艺术的虚构，而是严酷的现实了。这样的人物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身为何物，不知道自己身为何名，深陷在梦幻与恍惚之中，混淆了夜与昼，混淆了醒与梦，混淆了生与死，混淆了己与人，混淆了男与女，混淆了人与物，正是患上了“失忆与变身”这一现代病的典型病例。作者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描写这样的人物的所思所感，发起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追问。这样的追问是文学的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命题。任何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都不会忽略这些问题。

　　我估计，崔先生的小说，很可能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卡夫卡。但我也相信，只要认真阅读，还是能读出崔秀哲和卡夫卡的区别。卡夫卡小说中的小人物，面对着强大的外界压力，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无奈和逃避，崔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地表现出了追问和探求。卡夫卡的小说是他生存的那个社会从他的身体里压榨出的一杯苦水，而崔先生的小说，则是他生存的社会和他的个人气质混合发酵后酿造出的一壶烈酒。

　　2005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