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了解，”波洛说，“事情简直越来越清楚了。凶手是个强壮有力的男人，是个体弱的人；凶手是个女人，是左撇子，又是右拐子——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原文为法语。？”突然他冒起火来，“可是这个受害者，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干了些什么呢？他叫喊了吗？他挣扎了吗？他设法自卫了吗？”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抽出了雷切特前一天给他看过的那把自动手枪，“你看，子弹都上了膛呢，”他说。

　　他们环视四周。雷切特白天穿的衣服挂在墙上。在那张由洗脸台的盖板兼充的小桌面上摆着各种东西——一只盛水的玻璃杯，里头放着一副假牙；另一只玻璃杯是空的；一瓶矿泉水，一个大瓶子，还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有雪茄的烟蒂和几片烧糊了的纸，以及两根燃过的火柴。

　　医生把那只空无一物的玻璃杯拿到鼻子前面嗅了嗅。

　　“我知道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反应了，”他轻声地说。

　　“吃了安眠药吗？”

　　“是的。”

　　波洛点点头。他检起那两根燃过的火柴，仔细地察看。那位矮个儿医生急切地问道：

　　“找到线索了吗？”

　　波洛说：

　　“两根火柴的形状不一样。其中一根比较扁平。你看得出来吗？”

　　“这是火车上供应的火柴，”医生说，“用纸盒装的。”

　　波洛伸手到雷切特的衣服内里摸了一下，拿出一盒火柴。他把火柴比对了一下。

　　“这根较圆的火柴是雷切特先生划燃的，”他说，“我们再来看看他有没有那种扁形的火柴。”

　　可是再也找不出其他火柴了。

　　波洛的目光在包厢里四处打转，那眼光既明亮又锐利，像鸟眼一样，让人觉得任何蛛丝马迹都无所遁形。

　　突然，他轻微地惊呼了一声，弯下腰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块小小的、方形的细纱手绢，非常精致，手绢的一角还绣着一个字母——H。

　　“一条女用手绢，”医生说，“我们的列车长说对了。这案子的确和女人有关!”

　　“而且竟如此便宜了我们，把手绢遗落在这里!”波洛说，“完全像小说或电影的情节。而且，为了让我们破起案来更容易些，手绢还标上了一个字母。”

　　“我们运气真好啊!”医生惊喜地说。

　　“是吗？”波洛说。

　　他的口气有些异样，使医生感到困惑。可是他还没问个明白，波洛又弯下腰去了。

　　他摊开手掌，这一次出现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也许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说。

　　“他口袋里并没有烟斗，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个线索了。”

　　“哦，那当然。而且又是如此便宜我们，竟然掉在地上。这次是个男人的线索，你注意到了吧!谁也不能抱怨说这件案子找不到线索了，线索多得很。顺便问一下，凶器你怎么处理了？”

　　“我没看到什么凶器。一定是凶手带走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波洛思忖。

　　“啊!”医生小心摸索了死者的睡衣口袋后说，“我忽略了这个。我解开他上衣的纽扣后便把衣服翻上去了。”

　　他从死者胸前的口袋中取出一只金表。表壳上有很深的凹痕，表针指着一点十五分。

　　“看哪!”康斯坦丁医生急切地叫道，“这就是案发时间。这和我的估计是符合的。我曾说死亡时间是在午夜至凌晨两点之间，或许在一点左右，虽然这很难精确估计。唔，这会儿我们找到证据了。一点十五分，这就是凶手行凶的时间。”

　　“没错，有此可能，当然有此可能。”

　　医生看着波洛，露出茫然不解的眼神。

　　“请包涵，波洛先生，可是你的话我不大明白。”

　　“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波洛说，“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你也看得出，我很伤脑筋。”

　　他叹了口气，俯身审察着小桌面上那些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说：

　　“此刻我需要一个旧式的女帽匣。”

　　康斯坦丁医生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不过波洛并未让他有发问的机会。他打开通往走道的房门，叫了管理员。

　　管理员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里住了几位女士？”

　　管理员扳着手指数着：

　　“一位、两位、三位……六位，先生。美国老太太，瑞典女士，年轻的英国女士，安德烈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略加思索。

　　“她们都带着帽匣吧？”

　　“是的，先生。”

　　“那就把——呃，我想想……是了，把瑞典女士和那位女仆的帽匣拿来给我。只能寄望于那两个帽匣。你可以对她们说这是海关的规定，就说——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没问题，先生。这两位女士此刻都不在房间。”

　　“那就快去拿来。”

　　管理员走了出去，回来时拿着两个帽匣。波洛先揭开女仆的帽匣，看了看就放在一边。然后他打开了瑞典女士的帽匣，随即发出一种表示满意的声音。他小心地把帽子取出，里面露出了用铁丝盘绕高高耸起的支架。

　　“啊，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十五年前的帽匣就是这样的。帽子放在这个铁丝支架上，用一支帽针穿进帽子，便卡在盘绕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