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改变了主意，说他还是想喝一杯。麦克伦德很高兴，向妻子大声叫了一声。他妻子立即把酒端了上来。

　　“达尔文也没帮菲茨洛伊多少忙……他和那个赫胥黎……帮他进入了皇家协会，作气象员的小差事，没有退休金，没有前途。难怪他被迫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的船友，因他促成的航海考察而闻名世界的人——一个离经叛道者——他们只给了船长微薄的津贴。”

　　关于达尔文的话题使谈话内容转到历史命运的变幻莫测上面。休于是抓住机会又一次提出希望找到一些文献资料。

　　麦克伦德喝光了杯中的酒。

　　“它们全没了，什么也没留下，清理得干干净净。你该几年前来。”

　　休非常喜欢听麦克伦德谈论过去的事情。他在那里呆了一天。应麦克伦德夫人的请求，他推着轮椅陪老人在庄园里石头铺成的过道上走了一会儿。之后，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有山鹑和上等的墨尔乐红葡萄酒。饭后，他们又到客厅里抽雪茄。烟刚点上一会儿，麦克伦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保留了一点儿资料，你可能会感兴趣的。”

　　休眉头一扬。

　　“不是船长的，是贝西的东西。她是达尔文的女儿，从没结婚。也有人叫她莉齐。她说那是从她父亲那里得来的，但她总觉得应该是船长的东西。因此在她们的父亲都去世很久后，她把它交给了船长的女儿劳拉。自那以后，它就一直保存在我们家里。”

　　麦克伦德吩咐他的妻子去拿来。她去了好一阵子才抱着一个边缘被磨损了的皮箱回来，然后把它放在搭在他腿上的毯子上面。她的衣袖下面沾满了灰尘。

　　“我原想在易趣网上把它卖了的”，麦克伦德说。“但，老天——我可不忍心卖。我给你看看吧。但得提醒你：看的时候小心点。”

　　说着，他递过来一张上了年代的单页纸。纸上有很多折痕。因为反复的阅读，纸已经破损了。休凝视着纸页。字是用黑墨水写的，笔迹显得有些稚气：

　　我看到过你们的轮船。我看到过你们的城市。我看到过你们的教堂。我见过你们的女王。但你们英哥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及我们贫穷的雅马纳人。

　　“我打赌你不知道是谁写的，”麦克伦德得意地说。

　　但休一眼就认了出来。“但我知道。杰米·巴顿。”

　　这让麦克伦德很是佩服。“没错。好像是为达尔文写的。大约是在调查那次大屠杀期间，他从福克兰群岛寄给菲茨洛伊的。菲茨洛伊把它转交给了他。”

　　休把信递了回去。

　　“我得说它很有保存价值，”他说。

　　“是啊。是一件纪念物，是一个煎熬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可怜的印第安人最后的遗言。”

　　不久，下午的太阳从天际沉落下去。休告别走了。

　　在穿过树林回酒店的途中，他感到很满意，就像一个侦探掌握了一条线索。莉齐日记里的那句话，也就是精神失常的菲茨洛伊对她说的话，不是：你们英哥人——没有一点生气，而是：你们英哥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及……

　　原来如此——它表明了杰米·巴顿对那些英国人，对他们所代表的文明的最后绝望。尽管他们有知识，尽管他们有各种成就，但这些最高的领主对真实生命的了解却不及他自己的印第安同胞。

　　休一直以来就对杰米的传奇事迹非常感兴趣：被从一只独木船上救起，环游伦敦城，然后又回到他那原始的世界。他曾怀疑过他在艾伦-加德纳号大屠杀中的作用，因为就那一问题，历史上一直悬而未决：杰米被控参与了那桩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他又从未主动为自己辩护过。那位厨师证词里描绘的那一细节——当他的族人在海滩上割砍和烧烤白人的人肉时，这个感伤的野蛮人却在船长的房舱里睡觉——特别地真实可信。休有时努力地把自己想像成那个印第安人，想像他在应对那两个决斗的世界时的情形，想像他所必然感受到的纷乱、愤怒和对自己的痛恨。

　　这张小小的纸页透露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它没有为杰米的人格分裂问题提供出一个答案，但却暗示他做出了某种让步。面对19世纪工业化欧洲的强权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他选择了他自己的人民，选择了他自己在南美最南端那原始而充满生机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一种成就感激起了他的兴致，休决定去看看卡尔的实验室，看能否找到一些让他放弃那份工作的原因。他把车开上牛津学院车道，还算庆幸的是学院位于牛津以南16英里的地方，而不是在城里面。这样，那些在商业大街的每一个庭院、每一个角落伺候着他的种种伤心往事，就不至于来纠缠和折磨他了。

　　实验室的外观很让人失望。在他脑里——根据卡尔夸夸其谈的描绘，休想像它是个很大的校园，有四五幢大楼坐落在牛津郡的山林间。他曾想像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还有迷人的女科学家——在那里忙碌着，在石板铺砌的露台上工间小憩，以及他们用厚重的陶瓷杯一面喝着热咖啡一面苦思冥想地进行实验的情景。但是，那儿只有一幢丑陋、低垂的砖楼。它的入口很难看，只是一扇嵌在很大一面突兀的楼面上的旋转门。楼的四周是个柏油停车场。

　　一位保安人员在一个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于是升起挡在入口的横杠。他要见一个叫亨利·詹克斯的行政助理。在电话上对方就暗示过他，他找不到多少资料。他是使出了美国旧式的纠缠办法才获准这一预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