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根本就没谈过？”他知道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怕被问到。

　　“没有。没多少时间。之前只有两三个星期时间，后来就出事了。而且其间有些时候我还不在，我在四处找工作。”

　　“哦。”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信。“那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明白了。”

　　“你是说——明白他遇到什么麻烦？”

　　“也包括那一点。”

　　他们到了美尔大街。街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街对面是一溜庄严的政府建筑。

　　“肯定有人知道，”他不信。“他的同事，上级，朋友。”

　　“事实上，的确有一个人。如果你想联系，也许可以安排一下。也许我会举办一个晚宴，之后你们可以约个时间会面。”

　　“布丽奇特，办嘛，求你。我会非常感谢你。”

　　“我会的。”

　　他们亲吻告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布丽奇特走白金汉宫方向，休走特拉法加尔广场方向。他转身看着她，想想她可能也会转过身，向他挥手，就像她和卡尔离开巴黎时那样。但她没有，而是坚定而稳步地朝前走去。

　　贝丝已经到了普林斯里真特酒吧，背对着一面镜子坐在一个角落里。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衣，一条牛仔短裤和一双旅游鞋。她的头发仍是盘在头顶，几绺的鬈发垂在脸上。桌子上放着一个空啤酒杯。

　　她面带微笑。休俯身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抱歉，我来迟了”，他说。

　　“你没迟到。”

　　“我也不抱歉。我只是想看看向你道歉你会不会冒火。”

　　他去点了些啤酒。酒吧里非常拥挤，也很吵。一层烟雾弥漫在空气里，压得很低。他挤到吧台，然后用一只手端着两大杯挤了回来——滴酒不洒。

　　“有些东西告诉我你练过这一招”，她说。

　　“练过。”

　　她笑着接过酒。

　　“进行得怎样？”他问道。

　　“研究吗？还可以。”她笑着说。“你呢？”

　　“不错，相当好。”

　　警戒幕又拉起来了。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想这地方要是在纽约会如何。”

　　“落地就会生根。太适合交际了，照明也非常不错。”

　　“我从没真正融入过酒吧的环境。”

　　“我也是。不过我喜欢它们的名字——金皇冠，大象与城堡。”

　　“懒汉与生菜。我最喜欢。”

　　“纽约人喜欢酒吧。一个光线幽暗的地方，小杯酒，一个多疑的爱尔兰酒吧服务生，在你两侧的空凳子，唱机里放着弗兰克·辛那特拉的《与我一起飞》。”

　　“打住。你让我开始怀乡了。”

　　“如果你想得怀乡病，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跟着他来到外面。他领她走了几个街区，在米基·弗林恩的美式台球房前停了下来。

　　“你说得一点没错。”她说。

　　他们又每人喝了两大杯，并打了个平局。第三局他们赌了5英镑。她大获全胜。他付给她硬币。她露齿一笑，把它们全装进了短裤口袋。

　　他们走到帕克皮斯，在草地上坐下来观看一场傍晚板球赛。白队的球员每打一个球就移动得非常快。

　　“我从没学会这种球。”他说。

　　“只是比棒球时间长一点，规则还要傻些。”

　　他们说话多了一些，然后绕过球场，在离摄政王街不远的椅子上坐下来。天渐渐黑下来。

　　“给我讲讲你的婚姻情况，”他说。他对自己的措辞感到很懊悔——太笨拙了，一听就知道是想打探对方。但他的确想了解她。

　　“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

　　“谁能说得清楚呢？”

　　“说说看。”

　　“好吧。开始的时候很不错，那份新鲜感很令人兴奋。我当时真的很喜欢马丁。他诙谐，迷人，比我认识的任何人知识都渊博。他能以英国人那种难以言传的微妙方式让你惊叹。你看的任何一本书他都读过，但他不会马上说给你听，而要在你讲出对书的理解后，他才会发言——而他的解释又总是更加深奥。

　　“我是那种美国人，是一股新鲜气息，快人快语。我爱上了英格兰，而马丁就是所有那一切的化身。丰美的晚餐，众多的朋友，深邃的谈话。下雨的星期天，燃着火炉，我的椅子旁边一大堆报纸。到通风的乡村老房子过周末。剑桥贵宾桌上十几种不同的酒。激进的政治观点也不乏正确性与判断力——对一切事、一切人的判断。那一切都让人感觉如此……安全。”

　　“听上去不错。”

　　“是的，有一阵子是这样。但不久马丁就病了。他的行为变得很怪异，情绪变化很大，严重抑郁。他的朋友们告诉我说，在遇到我之前，他就不时那样。我本想与他相守在一起——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但我们相互还太不了解。我并不真正地喜欢他——我是说，还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我原想我们结婚后就好了，因为时间久了，我的爱就会增长，会变得更加牢固。但事实并非如此，爱也没增长。我们成了朋友。有一天在希思罗机场的行李传送带处，那一切就结束了。”

　　“说详细点。”

　　“当时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几乎是从未停息地对抗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又一次绝望之旅。我们希望到外面去，把所有一切都解决好。我们去了黑山海岸外的一个小岛。那地方叫斯韦蒂斯特凡，房屋是渔民的茅棚改造成的。小岛很漂亮。但我们开始吵嘴，一丁点的事情就会把我们惹毛。马丁变得非常粗暴，接着又很沮丧。一天，我在外面游泳。他把屋里打得稀烂，窗玻璃没一片好的。我们只得走。在回来的飞机上，他不愿坐我旁边。后来我们试图和好，也和好了，并说了更多保证的话——但我知道那没什么用。当我们到了机场，在那里等我们的箱子时，我看着他。他的下巴又绷得很紧。我突然意识到没什么希望了。因此我们谈了一次，并决定就此了断。我们离了婚。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不过现在我们关系好些了，几乎可说是很友好了。有时我觉得，没有人像他那样彻底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