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方的家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太阳湖畔。那是一个紧靠省府大院的干部新村。所谓干部新村其实是在民国时期官员公寓群的基础上经大跃进年代重新规划，而后又不断扩大建造的干部住宅区。

　　这里有民国时期建造的小洋楼，是当年民国政府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时留下的遗迹，这遗迹有点古朴、陈旧，却折射出往日的辉煌。小楼经多次整修，大部分并不显得陈旧，式样有意大利式的，德国式的，英国式的……有的门楣、屋檐下还装饰着洛可可式的花纹，留下了巴洛克式的遗韵，几经风雨的洗涤剥蚀，反而多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这里，一幢楼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故事反映出楼主人的宦海沉浮，时代的沧桑巨变。比如陈宏平的老丈人前省委书记稽昌明同志，解放初期接管这座城市时，就连同国民政府行政长官的官邸一起接管了下来。直到“文革”十年被扫地出门，他一直居住在这幢小楼里。“文革”后他重新复出，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回民国小洋楼，一直居住至今。这是一种政治姿态，这小楼就是政治晴雨表，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因而是不容他人窥伺窃取的。因此，小楼本身在居住上的意义已为政治符号所替代。有如皇帝的龙廷是不容世人僭越入住的，即使有乱臣贼子一时篡位，而复辟了的王朝必然仍要在这龙廷升座以示光复，就像波旁王朝赶走了科西嘉匪徒、拿破仑回到了凡尔赛宫一样，稽昌明赶走了造反派的头头，重返了民国小楼。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这幢屋顶高大，开间宽阔的小洋楼里。踏着光可鉴人的进口柚木地板，他感觉到地板的坚硬结实，感受到权力的稳固和可靠。再加上那个栽种着葡萄和月季的庭院，风和日丽之时，真正是风情万种呢。他居住在这幢西式别墅中已经完全习惯了、适应了。就如同欧洲的贵族适应住在古老的城堡中，苗寨的土司习惯住在竹楼一样。那些爬满墙壁的绿色藤蔓象征着一段官场奋斗的历史，一段人生如歌的往事，总是曲折艰难地攀附而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终于攀附到了墙的顶部，不可能再向其他领域延伸了，也只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享用着天空的宁静和阳光的温暖，随着坚硬的墙壁接受岁月的馈赠。因为，这楼已然是过去辉煌岁月遗留下的回光返照而已，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然是过去的人，发生在这里的事已然成了历史。历史可以回顾却不能再造。尽管这些小洋楼从法理上讲是民国高官们的私宅，因而在这一轮房改中是不能出售的，但离休的领导干部们还是习惯住在这独门独院的小洋楼内。

　　大跃进年代的筒子楼住的一般来讲就是为省委、省政府大院服务的勤杂工。如伙夫、传达员、油漆工、理发师、锅炉工、花匠、木匠等等，或者干脆就是机关大院的临时工。这是机关大院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使得机关秩序井然，使得人民勤务员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更好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运筹帷幄深思熟虑。

　　“文革”时期建的单元房，则是科以下基层干部的栖身之地，他们大都来自高等学府，年轻力壮，充满活力。二室一厅的小套房虽难免简陋，但小夫妻二人也够住了。因为年龄的优势，使他们有机会晋身公寓套房或者濒临湖畔的新式别墅房。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悄悄地运作策划，将勃勃雄心掩盖在小心翼翼的笑脸之中，在谦恭的微笑中等待赏识，在巧妙的周旋中获得提拔。因而这里是处长、局长，甚至省长、书记的摇篮，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熔炉，出得炉来都是好钢铁，出不得炉来便是废铁了。比如庄洪生的秘书何敬贤就暂时栖身在这里，他是一条等待跳跃龙门的金色鲤鱼。

　　干部大院大片的楼群，显示出新颖的时代色彩。这些改革开放年代矗起的现代化高楼，隐没在葱葱郁郁的水杉、松树、梧桐树林阴之中。环境幽静，道路齐整。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楼占大院的半壁江山。这些楼式样美观，设计合理。楼外整齐一致，楼内千差万别。比如科长、处长与局长的套型就不一样，副处与正处、正厅与副厅套型又不同。甚至关键厅局与冷僻厅局，虽然在形式上都是一级厅局，但居住条件上的差别却非常大。要了解当代官场的真实面目，只要设法钻进这些不同的套型之中，对这里的主人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定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可惜一般的人们只能在报纸、电视或者会场、办公室观察我们的官员。只有一二亲朋好友、亲信走卒才能涉足其中观察奥妙。或者检察院、反贪局的同志出于工作需要依法搜查，才能看到某些豪华套房里的秘密，不过这时候主人已经离牢房不远了。我们的秦东方副局长就住在这样的楼群中，不过他住的不是副局级的套房，而是副处级的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