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哪，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勤即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出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明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