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姐很不耐烦：“打了再说，能打多少打多少！”

　　车管教也来了，探了探瘸子的鼻息，查了查瘸子的瞳孔，说至少三个钟头了，不用白费工夫了。

　　冯姐更生气：“就是个石头也要救一把再说吧？你怎么知道就救不活？要是你家的人你不救吗？你还会在这里屎少屁多？”她想起事故的责任就更气，“你们昨晚值班的干什么去了？打牌去了？喝酒去了？看电视去了？早就要你们注意9号仓，你们就是不注意！要你们找人摸摸情况，你们就是不摸！现在好，没盯住，出大事了吧？你们这些饭桶饭桶饭桶臭饭桶——”

　　她一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姓车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满头冒汗，张口结舌，当着犯人的面真是栽得厉害。他手足无措，丢了烟头，只得老老实实去给瘸子搓手和搓脚，似乎想把血流搓动起来。

　　二十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象棋，还有前一天晚上瘸子的“你输了”，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窒息而去。一个有体温、有表情、有动作、有脾气的人突然成了一堆任人搬弄的呆肉，不知何时在我们熟睡之际不辞而别，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步步冷却和僵硬——生命真是脆若悬丝，死神在我们耳边又一次悄悄掠过。我捡到了一只熟悉的鞋，把它偷偷套在瘸子冰凉的脚上，一只混乱场面中谁也没注意的裸脚。

　　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自杀或他杀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回想这几天来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还是没法嗅出空气中的阴谋和恶毒。直到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有了一个疑点：当时小斜眼低声问过我一句：“要是有人想整死你，你怎么办？”

　　“拼个鱼死网破。”当时我随口回了一句。

　　他看了我一眼。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没什么，随便问问。”

　　我后来回忆得更清楚了：就在他问话的前后，他不唱歌，不俯卧撑，也不要人按摩，只是独自睡觉，但钻进棉毯的那一瞬，眼角里泄出一道余光。我看清楚了，余光虽然只是投向墙上的纸挂钟，却隐隐藏着凶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警察也不相信瘸子是自杀。仓里的人都被叫去受审，包括才来两天的三个四川佬。几个杀人犯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受审时间总是很长。尤其是黎头，一去就三天，直到一个深夜才被两个劳动仔架着回仓。他气息奄奄，浑身汗湿，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车管教把他的一只手铐住，另一端铐在仓门的门栓上，让他只能站着，顶多只能半蹲，没法坐下来。只有半天，牢头的两腿就统统肿如木桶，加上门口的风大，两手已经冻得铁一样冰凉。大家找来些纸盒和棉毯，塞到他屁股下，让他能够坐一坐。他不从。弟兄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也一直紧咬着嘴唇，还是不从。他有一种要与手铐拼到底的劲头。最后，大概是发现没有希望了，他突然破口大骂，每骂一句，脑袋就朝墙上猛撞一下，整个人疯了一般。顷刻之间，他满脸盖着血，已经不见脸了，只有红色中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我们大惊失色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将他抱住和按住，用一床棉毯包住他的头。但我们不知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不但甩得我们东偏西倒，不但继续往墙上撞头，而且身上所有没有被我们按住的部位，一团团的肉都突突跳动，都在向外爆炸。

　　“要死人啦！”

　　“救命啊！”

　　我们恐惧万分地大喊，喊来了警察。他们也被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吓坏了，商议了一下，给他解了手铐。

　　我也是瘸子的交往密切者，因此在提审室呆了很久。我想洗脱自己，帮助警察迅速地破案，但我没法供出我们密谋的过程和动手的情节，更没法供出他们想象中的棍棒、刮刀、毒药一类物证，使警察们很不满足，连冯姐也对着我瞪眼大拍桌子，根本不把我视为什么人才。另一个警察接班，同样对我没有好脸色，口口声声要把我丢出去喂狼狗。又一个警察来接班，虽然没有威胁，但始终不让我闭上沉重的眼皮，一连十几个钟头折腾得我痛苦不堪。这种车轮审讯的最后一站是车麻子。我怕他，一心想让他满意，于是忙不迭挖空心思把早已成为枯渣的回忆再来一次榨挤。我说瘸子做过很多数学题，不知是什么意思。麻子听后并不满意。我又说瘸子给我们讲过 《圣经 》，讲过洪水滔天毒疫流行之类阴冷可疑的故事，麻子听后更不满意，认为我故意糊弄他。

　　他用电棒戳戳我的衣袋，“这里面没有白粉吧？要不要我今天给你搜一下？给你加判个七年八年？”

　　我知道他的意思，气愤地大喊：“你，你不能栽赃陷害！”

　　“还知道怕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态度老实一点！”

　　“你打死我，我也只知道这一些。”

　　“想骗谁呢？你同他臭味相投，交往密切，经常合伙加菜。有人还揭发你们走后门！”他是指同性恋。

　　“那是血口喷人！无聊！”

　　“人家的笔录上有白纸黑字！”

　　“是你们搞逼供信！”

　　“好，就算没有走后门，你们混在一起也不光是下棋吧？不光是讲故事吧？不光是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吧？9号仓里就这几团毒，你不知情还有谁知情？你以为我们公安局是粮食局？都是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