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的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个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张弟弟的照片，便明白这位退休老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正在这一刻，停电了。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电业局也骂儿子，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和其他人忙去拉扯他，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认得儿子和邻居了。他愤怒地大喊：“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这些手电筒来骇得住谁？……”

　　他被送进了医院，一躺就是十来天没有苏醒，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他恐怕是不行了，家属得准备后事了。汉军和家人不相信这些混账话，去找院长哀求和争辩，又把父亲转到了另一个医院。事情的结果是：父亲最终醒了过来，而且慢慢恢复了正常。他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笑呵呵地与方强一起去钓鱼了。他的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喜欢喝罐装可口可乐，儿子和媳妇给他的钱全部花在巷子口那个杂货店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个空罐出现在墙角。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甚至厚着脸皮找晚辈或者邻居讨要。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要文。他找来纸和笔，把这些特别要文的段落摘抄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者职业介绍广告旁边。

　　市容监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十分伤心。一旦发现他前一天张贴出去的文章不翼而飞，他就呼吸粗重，满脸涨红，手指开始发抖，胡言乱语也就随口而出：“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不让他再次病重入院，汉军偷偷去求市容监管队，求他们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愿意为父亲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街头的广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