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服我，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的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每一个小动作的时间预估都精确到秒，而用确实说到做到。

　　直到他最终放弃了说服，也还是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欧洲，很可能圆了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上了一本朋友寄来的《 London Review 》，是一张沧桑老墙之前的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的苦难和非凡的忍受，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片的旁边有一篇文章：《 地火在中国 》，是一名记者对这位中国地下运动杰出人物的采访。

　　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马劳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millions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马劳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 圣经 》—— 他说手中这本《 圣经 》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惟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 圣经 》，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 纽约时报 》呢，还有台湾的《 新新闻报 》，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七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